索到标准的转变。” 倪星提到，“深圳一些企业对反商业贿赂都做了相关的探索，比如万科、碧桂园等一些企业就反商业贿赂建立了业界联盟，现在发展到160多家企业了，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零星探索。但怎么把这些探索转换成一个标准？我觉得深圳市纪委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引领作用，建立了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制度，但制度一旦越来越繁密化，制度之间就会互相打架，陷入了‘制度陷阱’。制度需要有，但是更需要制度之间整合，为一线的实践者提供具体的操作指引。”倪星认为，第三个转变就是从规则到指引的转变，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就是一个操作手册，根据这个指引一步步怎么走，将纸面上的制度变成行动中的指南，这个转变是非常重要的。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黄卫平：
　　完善后续配套政策吸引企业参与

　　“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的研制和发布，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先锋城市一个带有标志性的举措，进一步彰显了深圳在预防腐败方面努力进行的一种探索，对于遏制贿赂、促进市场公平、营造社会诚信氛围具有重要意义。” 在论坛上，黄卫平在充分肯定“反贿赂深圳标准”的同时，还对标准的实施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
　　黄卫平建议，广泛而有效地进行反贿赂管理体系的资质认证，有必要组建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公开、公正、独立的认证制度是反贿赂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要与国际反贿赂管理体系的关键指标和核心要求接轨，另一方面又要充分结合国情和本土反贿赂实践的需要，根据中国的法律政策环境以及中国廉政建设的特色与优势，进行创造性的探索。
　　同时，要努力扩大标准对企业的吸引力。一方面，企业通过建立和认证反贿赂体系标准，有利于提升企业形象、增强竞争力，满足国内外贸易对反贿赂的要求，开拓国际市场；另一方面，有必要建立多重教育激励机制鼓励和引导企业自发做出反贿赂承诺，按标准打造廉洁内控体系。为了更好地应用、推广反贿赂管理标准，政府可以承诺通过反贿赂管理体系认证的组织，将在政府采购、建设工程招投标、产业配套资金等方面获得优惠。
　　此外，黄卫平还建议，政府在制订相关配套政策的同时，应当充分保障认证条件的科学性、认证机构的独立性、认证过程的透明度和认证结果的公开性，坚持事前资格认证、事中过程监管与事后廉洁评估并重。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与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公婷：
　　增加透明度和公开性 推动社会反腐

　　国际组织透明国际在2017年1月底公布了2016年度的腐败感知指数排名。香港的清廉排名在全球17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5位。“香港的成功，不仅胜在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廉政公署，更胜在它的反腐败工作有坚实的制度依托，严格的管理机制和高度的社会支持。”公婷介绍，对于廉署来说，反腐倡廉的最高目标不仅仅是打击腐败分子，更重要的是根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推进了人人思廉、崇廉、向廉的社会风气。
　　香港关于贿赂问题有法律来约束。“香港防止贿赂的条例有四个方面值得借鉴。”公婷提出，其一防止贿赂条例使用的是利益一词，贿赂可以包括金钱、礼物、贷款、佣金、职位、契约、服务等等；其二构成贿赂的利益是没有下限的；其三，不一定是接受贿赂才构成贿赂罪行，只要提议或同意提供或接受贿赂，就是违法，其四，按惯例办事（如回佣）均不能作为免责辩护。“香港廉政公署在这四个方面非常严格执行反贿赂条例。”
　　关于如何借鉴香港的经验，在深圳执行反贿赂管理体系的标准。公婷也建议，首先要大力宣传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对于深圳市纪委来说，如何使这种认证成为企业一种自觉行动，这是一个挑战，需要进行大力宣传。
　　“如何争取社会支持也非常重要，我们要权利反腐，制度反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