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称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上，“分”代表着动乱与战争，“合”则代表统一与和平，尽管和平的实现经常是以行政专制对自由的剥夺为代价。现代法治偏离了这种二律背反的两难选择。上述美国联邦与欧洲联盟的经验表明，一定程度的整合是必要的，但整合并不必然意味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且为了保障公民自由与权利，其所建立的政府权限应该受到法律的控制。WTO就是根据这种思维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贸易法治的一次尝试。 ( http://www.tecn.cn )
作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一部宪法，建立世贸组织的协定对于维护世界贸易的秩序与稳定作出了贡献。在过去7个回合的谈判中，各成员在降低除农产品以外的关税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在控制环保标准、产品责任与药物纯度等非关税措施(non-tariff measure，简称NTM)中也取得有限进展。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世界贸易体系规则的覆盖范围也在不断扩张。目前，WTO已经由1947年日内瓦回合的23名GATT成员，发展到今天143名成员的大家庭。 ( http://www.tecn.cn )
（一） WTO与行政法治
WTO第2条和第3条分别规定了WTO的范围和职能：“WTO应为成员之间就有关本协定附件所包括的协定以及相关法律文件的贸易关系行为，提供一个共同的体制框架”；“WTO应促进本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的实施、管理和运作，并增进其目标，同时为诸边贸易协定的实施、管理和运作提供框架。” ( http://www.tecn.cn )
1． WTO是一个超国家机构
国际条约一般并不成立专门的机构来促进并监督条约的实施。然而，“事在人为”，某些特殊的条约可以在成员国之间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盟。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欧洲共同体条约。1988年在美国与加拿大之间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NAFTA)就成立了特别专家组(panel)，以审议两国之间因国内行政措施所引起的贸易争端，且专家组的决定对两国都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一审查体制原仅适用于两国政府发起的争端，现在已有允许一国公民直接起诉另一个政府甚至另一国公民的趋势。 ( http://www.tecn.cn )
2．WTO是一部国际贸易“法”
一般的国际条约都融政治、外交与法律于一体。WTO也不例外。和其它条约一样，WTO规则也鼓励各成员通过外交协商的途径以达成一致谅解。然而，和基于政治调解模式的GATT相比，WTO明显偏向法治模式。WTO为世界贸易争端的解决提供了一个以规则为取向(rule-oriented)的平台。在某种意义上，WTO确实是一部限制各国贸易行为的行政法，因为关贸总协定所限制不是私人企业的行为或垄断，而是适用于成员的各级政府。 ( http://www.tecn.cn )
国际条约在国内一般没有直接效力，而需要成员国立法机构的批准。但有些条约作了特殊安排，使得条约直接在国内适用。当然，一成员国可能对条约在另一个成员国内的适用或实施状况不满意。因此，直接适用一般也要求条约建立超越国家的中立审查机构。欧洲共同体条约所建立的欧洲法院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所建立的专家组，都是此类例子。 ( http://www.tecn.cn )
作为WTO支柱之一的GATT中有许多条款在措辞上足够清楚具体，从而具备直接效力，并可在成员国内自动实施(self-executing)。事实上，1947年GATT的所有重要条款，都构成了美国国内法的一部分。与此相比，东京回合协定包含着较多的宣示性成分，因而并不能自动实施。[54] 根据欧洲共同体条约，共同体机构代表所有成员国和第三国就贸易政策进行谈判并达成协定。谈判由欧委会负责，需要理事会限额多数批准。GATT直接适用于共同体与各成员国，但根据欧洲法院的判决，服务贸易与知识产权协定超出了共同政策范围，因而要求成员国的参与和批准。 ( http://www.tecn.cn )
3．WTO是一种争端解决机制
WTO的规则取向与法治模式的核心是其争端解决机制。《关于争端解决的谅解书》规定了一套相当严格的司法程序。在协商阶段结束后，如果争议未获得解决，那么WTO的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 Settlement Body)必须在固定期限之前建立专家组进行审议。专家组的选择程序保证了专家的独立性，有助于其公正审理。专家组的报告受制于上诉机构的法律审查。上诉机构的成员选自国际法专家，和其所在国政府或利益团体没有关系。在每一个阶段，有关审查机构都必须严格遵循时间表，且除非受到上诉，专家组报告将获得自动采纳。和原先GATT的争端解决方式不同，报告的通过不再要求各成员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在报告作出后30天后未能以全体意见拒绝采纳报告，那么报告将作为无条件获得采纳，因而成员不能再单方面阻碍或延迟争端解决的程序。 ( http://www.tecn.cn )
专家组的审议相当于争议的初审，上诉机制的目的则是为了保证专家组正确适用法律，其审查性质是有限的法律审，审查焦点限于合法性而非合理性。在审理过程中，争端解决机构在必要时填补国际协约的空缺，因而显著偏离了国际法中业已获得承认的原则。[55] 整个审理过程遵循透明度原则。除了受到免除披露的商业秘密之外，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一般遵循信息自由和程序公开原则。 ( http://www.tecn.cn )
WTO专门建立了一个争端解决机构，全权负责处理根据WTO规则所产生的争议。[56] 事实上，早在1955年，GATT总干事(Wyndham-White)就曾建立过专家组，负责仲裁基于总协定所产生的贸易纠纷。尽管涉及争议的成员可以阻止专家组报告的通过，GATT专家组所作的建议(recommendation)一般受到极大的尊重，除了8-10例之外均受到成员的服从。在1948到1989年间，GATT专家组的成功率高达88%。 ( http://www.tecn.cn )
和东京回合采取的分议题审理机制不同，WTO的争端解决程序统一了对所有议题的审理。到1994年为止，GATT争端解决专家组共收到418件争议，并对其中195件作出了正式报告。专家组的报告受制于上诉机构的批准，且成员具有国际法义务以遵从上诉机构的决定或建议以及未被撤消的专家组报告意见。上诉机构由任期7年的7位成员组成，轮流以3人组成的合议庭进行审理。到1996年，成员向上诉机构提交了44个不同议题的64项申诉或协商请求，其中11项争议获得调解。 ( http://www.tecn.cn )
在成员中，数美国利用争端解决机制最为积极。它在30%的案例中做原告，在25%的案例中做被告，总数超过全部案例的一半。欧洲共同体的参与则超过了总数的35%。截止2006年8月，在WTO成立后的所有诉讼中，美国已经做了85次原告和94次被告，欧洲联盟则做了73次原告和55次被告。[57] 由于大国作为原告的案例绝大多数胜诉，GATT争端解决机制被认为维护了强者的利益。但大国和大国之间也经常发生摩擦。例如在1983年的“麦粉案”中，[58] 共同体对小麦面粉的出口实行75%的补贴，使共同体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从原来的29%上升到75%。由于面粉被认为是加工成品，而非GATT对基本农产品所提供的例外，共同体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被认为构成了不公正分享。在同年的另一个案例中，为了平衡硬质小麦(durum wheat)在欧洲范围内的生产成本，共同体的“共同农业政策”维持了米价。专家组指出，共同体对谷类产品的“回扣”(refund)属于对小麦的补贴。 ( http://www.tecn.cn )
（二）WTO法律之解释
《关于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Vienna Convention on Law of Treaties)包含了条约解释的习惯规则，GATT的发展历史也对WTO协定的解释发挥着指导作用。国际法一般不适用遵循先例规则。例如国际法庭(World Court)的判决并不制造任何“先例”，尽管其决定可能产生很大影响。根据GATT规则，各缔约方（Contracting Parties）具有最高法律权威，经由多数缔约方同意对总协定采取具有约束力的解释，其中包括缔约方主席的简短阐述。WTO也规定了类似的解释采纳程序。如果成员以3/4多数采纳了解释，该解释将不可撤消地约束所有成员。尽管争端解决机构的决定也不构成“先例”，但实践证明专家组与上诉机构的决定总的来说是前后一致的。 ( http://www.tecn.cn )
如果不同成员对WTO协定条款的理解不同，这时争端解决机构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这个问题涉及到国家主权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在反倾销领域，专家组与上诉机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有些前后不一致，因而造成了争端解决机制偏袒强势成员的印象。[59] 在1985年的“芬兰诉新西兰案”，[60] 新西兰对芬兰进口的变压器征收反倾销税。专家组在对新西兰决定作出独立衡量后指出，新西兰并未能建立充分证据，以证明“实质性损害”的存在。要征收反倾销税，有关成员具有举证负担。后来韩国挑战专家组的决定，但这项决定受到上诉机构维持。然而，在1994年的案例中，[61] 美国限制金枪鱼的进口。专家组这次采取了“节制”方式，认为有必要尊重有关成员对反倾销条款的解释。在1994年的挪威诉美国案中，[62] 美国对挪威进口的三文鱼征收反倾销与反补贴税。专家组同样以“节制”的合理性标准判决美国胜诉。所谓合理性标准并不审查成员国政府的行为是否合理，而只是探询一个“合理的政府”是否可能采取有关解释。专家组基于国际法中的诚信原则，拒绝对成员国解释的合理性作出自己的判断。 ( http://www.tecn.cn )
然而，《反倾销协定》第17.6条规定，专家组应决定所建立的事实是否适当，以及对事实的衡量是否客观公正。对于协定的解释，专家组应采纳国际公法的习惯规则，并保证成员的解释是“可被允许的”(permissible)。根据以下几点理由，WTO协定的解释并不适合争端解决机构所采取的合理性标准。[63] 首先，这种宽松的控制标准将导致对同一条约规定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成员国解释，从而削弱条约的统一性，并对条约的互惠适用产生不利影响。其次，合理性标准借鉴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4年的“排污气泡案”中对行政机构的法律解释所采取尊重态度，[64] 但这种类比其实是不恰当的。在美国，行政机构具有专业化的优势，并同时对由选举产生的总统与国会负责；就此而言，它在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合法性超过了法院。因此，法院应该对行政机构的法律解释赋予充分尊重。同时，就某个具体的实体领域而言，行政机构本身是统一的，行政首脑可以协调不同部门或地区对法律的理解，从而提高法律的统一性与确定性。但在WTO 的环境下，各成员国政府本身并不负责WTO规则的实施，也不一定是WTO规则的专家。相反，各成员处于某种集体行动困难之中，各自都具有理性利益使规则的解释向自己方向倾斜。这样下去，WTO规则就可能受到削弱与破坏。至少，各成员之间可能对WTO的规则产生合理分歧，因而需要一个机构的统一解释。这个机构不是别的，正是WTO特别设置的争端解决机构。WTO协定特别授权专家组捍卫政治决定。因此，尽管争端解决机构可以在事实问题上尊重有关成员的意见，在规则的解释上应该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 ( http://www.tecn.cn )
（三）WTO与世界行政法治
作为在美国推动下形成的战后国际经济新秩序，WTO反映了美国从程序上控制成员国政府行为的价值选择。[65] 根据GATT第22-23条的规定，如果WTO成员的贸易行为以未曾预期的方式减损(nullification and impairment)其它成员的贸易，受害方可以把争议诉诸于专家组解决。“减损”并不限于对法律义务的实际侵犯，而是包含了3种形式的行为：违反义务、为限制进口而补贴国内工业、数量限制。举证负担在于被告方。 ( http://www.tecn.cn )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了WTO，成为该组织的第143个成员。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中国的加入无疑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并将对中国的行政法治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中国不少法律不够具体，包含着较多含义广泛的措辞，且未注明制订规则的程序，中国行政机构享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比较容易造成行政决定的任意性。[66]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无暇回顾中国行政法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快速进展，但如何将中国的行政、行政法和行政法学融入世界行政法体系，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是一项巨大挑战，而更是一项艰巨的使命。WTO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也只有在中国的行政法带着自己的特色和世界行政法的大家庭融为一体，我们才可能完整地勾勒出世界行政法体系的轮廓。 ( http://www.tecn.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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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章谦凡：《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控》，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11章。
[2] 戴西：《宪法学导论》（第八版），1915年，第213-220页。(A.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8th Ed.),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15), pp. 213-220.) ** ( http://www.tecn.cn )
[3] 巧合的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正是在1776年首版的。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注意到的，虽然《国富论》的主旋律是政府放松管制，但是一般认为由斯密首次提出的“看不见之手”及其相关的自由放任学说并不占据整部著作的主要甚至重要地位。事实上，《国富论》只是在两处提到了“看不见的手”，而对于政府在某些领域的管制作用却花费了相当篇幅。* ( http://www.tecn.cn )
[4] 马绍等：《行政法：美国公法体系——案例与材料》（第四版），1998年，第4-5页。(Jerry L. Mashaw, Richard A. Merrill, and Peter M. Shane, Administrative Law: The American Public Law System, Cases and Materials (4th Ed.), St. Paul, MN: West (1998), pp. 4-5.) ** ( http://www.tecn.cn )
[5] 弗里曼：《危机与正当性：行政过程与美国政府》，1978年，第4-6页。(James O. Freedman, Crisis and Legitimacy: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and American Gover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4-6.) ** ( http://www.tecn.cn )
[6] 马绍等：《行政法》，同前注，第6-7页。(Mashaw et al., Administrative Law, pp. 6-7.) **
[7] 福克斯：《行政法通论》（第三版），1997年，第464页。(William F. Fox, Jr., Understanding Administrative Law (3rd Ed.), New York: Matthew and Bender (1997), p. 464.) ** ( http://www.tecn.cn )
[8] Marbury v. Madison, 5 U.S. 137.
[9] The Brif Aurora, 11 U.S. (7 Cranch) 382.
[10] Vermont Yankee Nuclear Power Corp.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435 U.S. 519.
[11] Chevron v. NRDC,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467 U.S. 837.
[12] Heckler v. Cheney, 476 U.S. 821.
[13] 罗森布鲁姆、奥里利：《公共行政与法律》，1997年，第39页。(David H. Rosenbloom and Rosemary O’Lea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2nd Ed.), New York: Marcel Dekker, Inc. (1997), p. 39.) ** ( http://www.tecn.cn )
[14] 法兰克福特：“正义镜像中的最高法院”，《宾州大学法律评论》第105卷，1957年，第781页。(Felix Frankfurter, The Supreme Court in the Mirror of Justices, 105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781 (1957), p. 793.) ** ( http://www.tecn.cn )
[15] 麦克法兰：《行政程序中的错误标准》，《康奈尔法学季刊》第27卷，1942年，第433页。(Carl McFarland, The False Standard i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27 Cornell Law Quarterly 433 (1942).) ** ( http://www.tecn.cn )
[16] Wong Yang Sung v. McGrath, 339 U.S. 33 at 41.
[17] 谢帕德：“剧烈的妥协：新政中浮现的行政程序法”，《西北大学法律评论》第90卷，1996年，1557页。(George Shepard, Fierce Compromise: The APA Emerges from New Deal Politics, 90 Northwest University Law Review 1557 (1996).) ** ( http://www.tecn.cn )
[18] 威廉姆斯：《美国行政程序法的基石》，《行政法律评论》第28卷，1976年，第v-xii页。(Terre S. Williams, Cornerstones of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Law, 28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v-xii (1976).) ** ( http://www.tecn.cn )
[19] 罗森布鲁姆：“行政国家的演进和行政法的变迁”，罗森布鲁姆、施瓦茨主编：《规制与行政法手册》，1994年。(David H. Rosenbloom, The Evolut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Stat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In David H. Rosenbloom and Richard D. Schwartz (ed.), Handbook of 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New York: Marcel Dekker (1994).) ** ( http://www.tecn.cn )
[20] 同上注。**
[21] 戴维斯、皮尔斯：《行政法专论》（第一卷），1994年，第14-21页。(Kenneth Culp Davis and Richard J. Pierce, Jr., Administrative Law Treatise (vol. I),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94), pp. 14-21.) ** ( http://www.tecn.cn )
[22] 埃曼、梅顿：《行政法》，1993年，第5-6页。(Alfred C. Aman, Jr. and William T. Mayton, Administrative Law, St. Paul, MN: West Publishing, Inc. (1993), pp. 5-6.) ** ( http://www.tecn.cn )
[23] Ralph Nader，消费者利益保护的倡议者，类似于中国的王海。
[24] 莱克：“新财产”，《耶鲁法学杂志》第73卷，1964年，第733页。(Charles Reich, New Property, 73 Yale Law Journal 733 (1964).) ** ( http://www.tecn.cn )
[25] 布雷尔等：《行政法与调控政策——问题、文本和判例》（第四版），1999年，第27-28页。(Stephan G. Breyer, Richard B. Stewart, Cass R. Sunstein, and Matthew L. Spitzer, Administrative Law and Regulatory Policy: Problems, Texts and Cases. (4th Ed.), New York: Aspen (1999), pp. 27-28.) ** ( http://www.tecn.cn )
[26] Chevron, U.S.A., Inc.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467 U.S. 837 (1984)
[27] 戴维斯、皮尔斯：《行政法专论》（第一卷），同前注，第28页。(Davis and Pierce, Administrative Law Treatise, p. 28. ( http://www.tecn.cn )
[28] Goodnow, Comparative Administrative Law, pp. 5-9.) **
[29] 其它的一些普遍题目，例如三权分立和立法权的委代(delegation)，则是几乎所有教科书共同的议题。和许多普通法专著一样，盖尔洪教授的著作也“后继有人”，目前已修订到第十版，见斯特劳斯等：《行政法：判例与评论》（第十版），2003年。(Peter L. Strauss, Todd Rakoff, and Cynthia R. Farina, Gellhorn and Byse’s Administrative Law: Cases and Comments (10th Ed.), Westbury, NY: Foundation Press (2003).) ** ( http://www.tecn.cn )
[30] 例如参见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五版），1998年。(Richard A. Posner, Economics Analysis of Law (5th Ed.), New York: Aspen (1998).) ** ( http://www.tecn.cn )
[31] 参见布雷尔：《规制及其改革》，1982年。(Stephan Breyer, Regulation and Its Refor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 http://www.tecn.cn )
[32] “法治国的所有作用‘都是以法律的形式决定的’”，奥托•迈耶（Otto Mayer）：《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0页。 ( http://www.tecn.cn )
[33] 卡普莱迪教授用语，参见其《欧洲普通法的新视野》，1978年。(Mauro Cappelletti, New Perspectives for a Common Law of Europe, Brill (1978).) ** ( http://www.tecn.cn )
[34]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224页。
[35] 部分原因在于英国对公务员一词的定义比法国狭隘，排除了军人、司法人员、国家卫生机关、公共企业和邮政服务的雇员。在第二次大战之后，英国公务员的人数达到43.5万，后来有所削减，但到20世纪70年代又达到近50万。参见夏尔•德巴什：《行政科学》，葛智强、施雪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68页。如果包括“工业工作人员”（例如港口、兵工厂、兵器厂的工人），则也有70万人。 ( http://www.tecn.cn )
[36] 同上。
[37] 德巴什：《行政科学》，第369页。
[38] 布朗、贝尔：《法国行政法》（第四版），1993年，第262-266页。(Neville Brown and John Bell, French Administrative Law (4th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p. 262-266.) ** ( http://www.tecn.cn )
[39] 达维德：《法国法——结构、渊源和方法》，1972年，第31-38、127-132页。(Réne David, French Law: Its Structure, Sources, and Methodology, Kindred (trans.), St. Louis: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31-38, 127-132.) ** ( http://www.tecn.cn )
[40] 戴西：《宪法学导论》，同前注，第245页。(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p. 245.) ** ( http://www.tecn.cn )
[41] 施瓦泽：《欧洲行政法》，1992年，第100-102页。(Jürgen Schwarze, European Administrative Law, London: Sweet & Maxwell (1992), pp. 100-102.) ** ( http://www.tecn.cn )
[42] 布朗、贝尔：《法国行政法》，同前注，第24-28、37-40页。Brown and Bell, French Administrative Law, pp. 24-28, 37-40. ** ( http://www.tecn.cn )
[43] 巴古舍尔：“德国行政法——公民诉国家”，《美国比较法杂志》第16卷，1968年，第317页。(Ernst K. Pakuscher, Administrative Law in Germany – Citizen v. State, 16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309 (1968), p. 317.) ** ( http://www.tecn.cn )
[44] 同上注，第313页。**
[45]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第二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163页。 ( http://www.tecn.cn )
[46] 1 BverwGE 159.
[47] 17 BverwGE 192.
[48] 巴古舍尔：“德国行政法——公民诉国家”，同前注，第320-328页。(Pakuscher, Administrative Law in Germany – Citizen v. State, pp. 320-328.) ** ( http://www.tecn.cn )
[49] 施瓦泽：《欧洲行政法》，第4-5页。(Schwarze, European Administrative Law, pp. 4-5.) **
[50] 克莱格、博佳：《欧盟法——文本、判例与材料》（第三版），2003年，第14页。(Paul Craig and Gráinne de Búrca, EU Law: 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3r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4.) ** ( http://www.tecn.cn )
[51] 同上注，第22-23页。**
[52] 施瓦泽：《欧洲行政法》，同上注，第1453-1454页。**
[53] 同上注，第1465页。**
[54] 杰克逊：《世界贸易组织——宪法与法理》，1998年，第96-98页。(John H. Jackso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onstitution and Jurisprudenc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8), pp. 86-98.) ** ( http://www.tecn.cn )
[55] 鲁本斯坦、舒尔茨：“国际贸易的法律与秩序——行政法原则与GATT/WTO”，《圣约翰法律评论杂志》第11卷，1996年，第300页。(Kim Rubenstein and Jenny Schultz, Bringing Law and Order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ve Law Principles and the GATT/WTO, 11 St. John’s Journal of Legal Commentary 271 (1996), p. 300.) ** ( http://www.tecn.cn )
[56] 因此，其它国际机构——例如从原国际正义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演化而来的世界法庭——对WTO争议并没有管辖权。 ( http://www.tecn.cn )
[57] 另外，共同体中成员国单独当过15次被告。笔者感谢华东政法学院朱榄叶教授为此提供数据。
[58] United States v. European Community, SCM/42.
[59] 克罗利、杰克逊：“WTO争端解决程序、审查标准以及对成员国政府的尊重”，《美国国际法杂志》第90卷，1996年，第197页。(Steven P. Croley and John H. Jackson, WTO Dispute Procedures, Standard of Review, and Deference to National Governments, 90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3 (1996), p. 197.) ** ( http://www.tecn.cn )
[60] Finland v. Zealand, BISD 32S/55.
[61] European Community v. United States, DS29/R.
[62] Norway v. United States, SCM/153; ADP/87.
[63] 克罗利、杰克逊：“WTO争端解决程序、审查标准以及对成员国政府的尊重”，同前注。(Croley and Jackson, WTO Dispute Procedures, Standard of Review, and Deference to National Governments.) ** ( http://www.tecn.cn )
[64] Chevron, U.S.A., Inc.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467 U.S. 837 (1984).
[65] 奥斯特里：“中国与WTO——透明度问题”，《加州洛衫矶大学国际法与外交事务杂志》第3卷，1998年，第2-3页。(Sylvia Ostry, China and the WTO: The Transparency Issue, 3 UCL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Foreign Affairs 1 (1998), pp. 2-3.) ** ( http://www.tecn.cn )
[66] 同上注，第1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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