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
深圳反腐败制度走在全国前列
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是国内首个反贿赂管理地方标准，为企业等各类组织有效发现、预防和管控贿赂风险，积极应对反贿赂贸易要求提供了全面管理框架和指南。
“该标准将反贿赂的着眼点聚焦于企业，对党政机关、公务人员反腐败工作均有着重要的意义。”应松年表示，当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正风反腐永远在路上，对具体反腐制度的设计、改进、完善依旧处在进行时。
“腐败不仅是个人的品质问题，同时与制度缺陷有关系。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是反腐败制度设计中一项极具创造性的可资复制和推广的反贿赂、反腐败的重要制度。”在应松年看来，该标准一是与国际接轨，关键指标与核心要求和国际标准保持一致，二是国内首创，体现本地良好实践与特色。“深圳标准充分结合国内实际和要求，更具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确实下了一番功夫。”
他表示，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着眼于企业，从企业的内部结构、外部关系制定反贿赂标准，并由专门人员进行检查，明确了组织建立和实施反贿赂管理体系的整个流程，构建了一整套完整的严密的可操作的制度，这个思路非常好，不仅能够很好地改善商业体系环境，而且对国家机关反腐工作也有重要的意义。
“贿赂和腐败，是一件事的两面，商业体系环境净化了，也就切断了公私人员寻租腐败的源头，从而有效减少党政机关、公务人员的腐败问题。”他赞同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先从企业搞起，然后再大规模推广，从商业领域到各类组织，从深圳到全国，反了贿赂、反了腐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深圳在反腐败制度创设上作出了贡献，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
深圳标准值得其他省市借鉴
姜明安认为，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在反贿赂的机制、制度方面有诸多重要创新，其意义不可小视，其体现的探索精神、创新精神值得肯定，尤其是该《体系》所确立的理念、原则和制度，从理论上和从国内外已有的实践经验考察，对于治理商业贿赂是有重要作用的，值得全国其他省市借鉴，也值得高层领导和专家学者做反贿赂的顶层设计时参考。
他表示，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推进制度反腐；二是有利于净化市场环境，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三是有利于法律、法治的实施。
姜明安还提到，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及该标准所确立的理念、原则和制度，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亦有重要作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而商业领域（也包括非商业领域）的反贿赂，建立干净、有序、公平的营商环境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商业领域的反贿赂之所以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是因为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是建立诚信社会、公正社会、法治社会。建立诚信社会必须反贿赂，贿赂必然摧毁诚信；建立公正社会必须反贿赂，贿赂必然侵蚀公正；建立法治社会必须反贿赂，贿赂必然破坏法治。可见，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是实现当前的社会治理任务的重要工具和抓手。
国务院国资委监事会专职监事李保民：
深圳标准为加强央企监管提供思路
李保民多年来都在研究经济领域的“58、59现象”，国有企业很多优秀的企业家在退休前一反几十年守法工作的常态，侵吞国有资产大谋私利。其中存在国有企业控制权机制的原因。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提出了体制机制层次的解决之道。
首先，他认为深圳明确了组织建立和实施反贿赂管理体系的整个流程及相关要求，提出了八大管控措施，给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抓手，对于如何预防腐败、实现标本兼治提供了思路。
第二，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可以成为加强国有企业监管重要的基石。他表示，国务院国资委监事会主要监管大型央企，有大量大额的交易行为，汇集各种要素，加强监管责任重大。如何强化有效监管？深圳标准的各项指标是非常好的基础，对央企反腐倡廉将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
第三，导入实施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是企业提升软实力的有效途径。现在我们正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中强调四个制高点，一是控股，二是控技，即掌握核心技术，三是控标，就是掌握制订标准的主动性，四是控品牌。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正是我们参与标准制定的行动，有利于提升企业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对于“走出去”过程中的标准输出和企业管理都有重大意义。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过勇：
推动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成为国家标准
“在反腐败取得压倒性态势的宏观背景下，深圳市着眼于反腐败工作的未来发展，在预防腐败方面先试先行，推动预防腐败制度体系的完善。”在过勇看来，中国廉政建设，预防腐败的加强，加大治标力度为治本赢得时间，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过勇表示，预防腐败战略分多个层面，国家层面有一些战略顶层设计，构建不能腐，不想腐，不敢腐的三不机制；微观层面来讲，商业企业、党政机关、社会组织，完善自身反腐机制同样非常关键。深圳在全国率先制定了反贿赂管理体系的地方标准，涉及到很多组织内部的廉政风险防控体系的建立和内控机制的加强，对未来预防腐败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对于规范企业内部管理、防控贿赂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过勇表示，该标准的制定实施，能够推动企业整体运行过程的有效管理，防止任何一个环节出现贿赂，包括企业内部的贿赂，还包括企业及其代表与客户、供应商、分包商等之间的贿赂，从而带动整个供应链条、生产链条和销售链条的廉洁发展。在这个标准制订过程当中，有60多家企业，包括中集集团、万科集团等积极参与其中。就是因为这个标准的出台，有利于企业自身利益维护。
他提出，该标准对于推动我国预防腐败体系标准化，成为国家标准也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央推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今天，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的实施无疑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他表示，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出台反映了深圳改革创新的精神，希望能够通过实施，让该标准深入推动企业管理体系的变革，不断完善，最终成为全国标准和国际标准，在推动国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倪星：
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实现三个转变
“深圳这一套反贿赂管理体系的标准实现了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就是从治标到治本的转变。”倪星在论坛上说。
倪星说，经过这几年努力，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这个成果来之不易，也说明反腐治标已经见成效了，人们期待的是巩固，这需要用一些可持续的制度来保障。这就是“治标到治本”的表现，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这是一个系统的设计，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就是在做这样一个探索。
“第二个转变，就从零星探索到标准的转变。” 倪星提到，“深圳一些企业对反商业贿赂都做了相关的探索，比如万科、碧桂园等一些企业就反商业贿赂建立了业界联盟，现在发展到160多家企业了，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零星探索。但怎么把这些探索转换成一个标准？我觉得深圳市纪委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引领作用，建立了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制度，但制度一旦越来越繁密化，制度之间就会互相打架，陷入了‘制度陷阱’。制度需要有，但是更需要制度之间整合，为一线的实践者提供具体的操作指引。”倪星认为，第三个转变就是从规则到指引的转变，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就是一个操作手册，根据这个指引一步步怎么走，将纸面上的制度变成行动中的指南，这个转变是非常重要的。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黄卫平：
完善后续配套政策吸引企业参与
“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的研制和发布，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先锋城市一个带有标志性的举措，进一步彰显了深圳在预防腐败方面努力进行的一种探索，对于遏制贿赂、促进市场公平、营造社会诚信氛围具有重要意义。” 在论坛上，黄卫平在充分肯定“反贿赂深圳标准”的同时，还对标准的实施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
黄卫平建议，广泛而有效地进行反贿赂管理体系的资质认证，有必要组建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公开、公正、独立的认证制度是反贿赂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要与国际反贿赂管理体系的关键指标和核心要求接轨，另一方面又要充分结合国情和本土反贿赂实践的需要，根据中国的法律政策环境以及中国廉政建设的特色与优势，进行创造性的探索。
同时，要努力扩大标准对企业的吸引力。一方面，企业通过建立和认证反贿赂体系标准，有利于提升企业形象、增强竞争力，满足国内外贸易对反贿赂的要求，开拓国际市场；另一方面，有必要建立多重教育激励机制鼓励和引导企业自发做出反贿赂承诺，按标准打造廉洁内控体系。为了更好地应用、推广反贿赂管理标准，政府可以承诺通过反贿赂管理体系认证的组织，将在政府采购、建设工程招投标、产业配套资金等方面获得优惠。
此外，黄卫平还建议，政府在制订相关配套政策的同时，应当充分保障认证条件的科学性、认证机构的独立性、认证过程的透明度和认证结果的公开性，坚持事前资格认证、事中过程监管与事后廉洁评估并重。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与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公婷：
增加透明度和公开性 推动社会反腐
国际组织透明国际在2017年1月底公布了2016年度的腐败感知指数排名。香港的清廉排名在全球17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5位。“香港的成功，不仅胜在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廉政公署，更胜在它的反腐败工作有坚实的制度依托，严格的管理机制和高度的社会支持。”公婷介绍，对于廉署来说，反腐倡廉的最高目标不仅仅是打击腐败分子，更重要的是根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推进了人人思廉、崇廉、向廉的社会风气。
香港关于贿赂问题有法律来约束。“香港防止贿赂的条例有四个方面值得借鉴。”公婷提出，其一防止贿赂条例使用的是利益一词，贿赂可以包括金钱、礼物、贷款、佣金、职位、契约、服务等等；其二构成贿赂的利益是没有下限的；其三，不一定是接受贿赂才构成贿赂罪行，只要提议或同意提供或接受贿赂，就是违法，其四，按惯例办事（如回佣）均不能作为免责辩护。“香港廉政公署在这四个方面非常严格执行反贿赂条例。”
关于如何借鉴香港的经验，在深圳执行反贿赂管理体系的标准。公婷也建议，首先要大力宣传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对于深圳市纪委来说，如何使这种认证成为企业一种自觉行动，这是一个挑战，需要进行大力宣传。
“如何争取社会支持也非常重要，我们要权利反腐，制度反腐，还要做到社会反腐。”公婷认为，反贿赂管理的标准认证不仅仅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也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社会参与的过程，加强它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如果能够形成一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互相结合的认证机制，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成功。
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
反腐问卷调查把不良风气“问”出来
王石分享了万科33年来“反贿赂”方面的案例。
王石说，不行贿很难，但也不是想象中那么难。把不行贿确立为企业文化是一个艰难过程，因为企业可能是行贿方，也可能是受贿方。
1995年万科的一个项目出现集体受贿问题，王石给所有有万科项目的城市反贪局写公开信，表示只要发现万科员工存在廉洁问题，万科一定积极配合反贪局工作，坚决杜绝行贿受贿行为。同时，他向万科内部员工发表公开讲话，表明态度：如果因为管理上的疏忽，致使员工走上犯罪道路，万科宁可不做那个项目，也要保证员工不出问题。
从1995年起，万科开始了反贿赂反腐败之路。万科的经验，第一是制定摆在阳光下的制度，比如招聘员工施行亲属规避制，业务上也回避和朋友亲戚做生意。第二是每年都要做一次反腐败问卷调查，问员工对工作环境和领导是否满意，通过“问卷”把不健康风气反映出来。“凡是员工反映不好的，出事概率就比较大。万科的经验主要是做好防范工作，而不是出了事再严格处理。”
中兴通讯副总裁、全球合规总监谢国辉：
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更适合中国企业
谢国辉表示，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对中兴通讯反贿赂管理体系的提升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介绍说，作为一家全球性设备供应商，打造反贿赂合规体系是中兴通讯在进行企业治理中至关重要的工具与措施。在中兴通讯，公司历任CEO均秉持对贿赂行为零容忍的态度，2013年该公司成立了合规管理委员会，大约有550个合规经理开展与反贿赂合规相关的工作，内部也建立了反贿赂合规流程，以及网页平台举报、举报电话、举报邮箱等多渠道的举报途径，并对员工和客户进行反贿赂培训。
“我们在公司内部推行反贿赂管理体系国际标准ISO37001时，遇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ISO37001是按照国外的思维与文化制定的标准，不适合应用于中国企业。深圳标准发布后，这些反对的声音消失了。”谢国辉说，深圳制定反贿赂管理体系标准时，充分了解深圳本地企业的诉求，是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标准，给企业提供了适合中国土壤的详细操作指引，能够更好地适用于中国的本土环境。
大鹏新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曾敬东：
推行“留痕计划”构筑防腐堤坝
在曾敬东看来，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虽然适用于商业和社会组织，但也鼓励党政机关参照执行。就机关而言，可以通过制定标准化的管理体系，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为防治腐败提供了新方法、新思路。这种从“事后追责”转向“事前预防”的管控机制，符合推进标本兼治的路径选择。
曾敬东介绍，大鹏新区主动承担参照执行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的试点工作，引进一流的管理理念，因地制宜地提出推行“留痕计划”试点工作。通过运用反贿赂管理体系，推行“留痕计划”，逐步建立起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
目前，大鹏新区在全区30个处级党政机关推行“留痕计划”，全覆盖预防腐败，推进廉政风险防控，着重从权责梳理、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分析、风险处置等方面，在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构筑牢固的预防腐败堤坝。
“留痕计划”借鉴反贿赂管理体系背景分析要求，对接该体系的建设步骤，在新区审批、执法、监管、工程建设等领域量化权力清单、细化廉政风险防控节点，顶层重构岗责和再造业务流程，有效解决了流程封闭低效问题，实现权力标准化管理。
曾敬东说，作为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的基层实践版本，大鹏新区“留痕计划”取得明显成效，形成了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力证《体系》之于党政机关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