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藩，1930年生人，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法律史学会专业顾问、中国教育家协会名誉会长。

张晋藩对古代监察制度、监察法有深入的研究，曾出版、主编《中国法制通史》《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等多部专著和教材。2012年被中国法学会评为“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

“中国是法制文明发达很早的古国之一，中国法律的发展有自己的传统，自成一系”

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您一直从事法制史学研究，如何看待历史之于一个国家的意义？

张晋藩：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从未中断的悠久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在50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王朝都有着兴衰的经历。其何以兴，又何以衰，都不是偶然的，都有着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因此，对历史进行研究，首先可以认识兴衰之由。认真地加以总结，就是发挥史鉴的作用，对于当前的国家治理，是很有裨益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研究历史，提倡研究古代的法文化。5000年的中国历史，是一个宏大的智库，有取之不尽的经验，是惠于我们中华民族子孙最大的财富。

其次，早在《尚书·五子之歌》中便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命题。夏禹建国以后励精图治，重视民间疾苦，倾听民众呼声，终于稳定了刚刚建立的国家统治。然而，他的孙子荒淫无度，招致亡国。古圣先贤从中总结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历史经验。这可以说是适用于古今中外的理性总结。历代为了巩固民本，以求邦宁，都致力于施政上如何得民心、利民生、富民用、教民知。这在法律上也有很多表现。

再次，历史可以使民族增强自信心、自豪感。比如，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从未中断的历史，这是世界文明古国，比如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所不曾有的。不仅如此，汉唐明清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经济富庶、国力强盛的王朝。所以，中华民族的历史给予它的子孙以自信心、自豪感，鼓舞他们奋发图强地建设国家，奔赴小康。

问：您曾经说“中国法律的发展有自己的传统，自成一系”，能否加以说明。

张晋藩：中国是法制文明发达很早的古国之一，中国法律的发展有自己的传统，自成一系。

中国古代的国情，如农本主义的经济形态、重宗法伦常的社会关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稳固的血缘地缘关系等，是形成中国古代国情的各种元素。由于中国是一个内陆型的国家，在古代有西南大山的阻隔，又有海洋的限制，使得中国法律的发展无法与外部沟通交往。所以，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是纵向传承的，具有特殊性、典型性、独立性，同时也带有保守性。这使得中国的法制虽然起源早，有着辉煌的过去，但很长时期始终在封建法制的藩篱内踱步，以致中国法制的近代化是不可避免的。

世界公认的中华法系，就是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原生态法系。由于汉唐以来中国立法、司法的先进性与法律文化的繁荣，使得周边国家，如高丽、安南、日本等，都取法中国法律，以唐律、大明律为范本，因而成为中华法系文化圈内的成员。这些国家的法律制度、社会风气乃至生活习惯在一定时期内都带有中华法系的烙印。

近代以来，我国法律的发展，基本上是与传统中华法系渐行渐远的过程。但是，晚清法制改革取法西方的结果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历史经验证明，我们睁眼看世界、借鉴吸收外来法律文化的同时，也需要回头看，检索中华民族宝库中具有超越时空的法律文明要素。当然，我们传承的不是僵化的古代法律制度条文，而是发源于中华民族本土上的，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创造力的理性思维的法律成果。

总的说来，就是从现实的国情出发，坚持自主创新，注意寻求古与今、中与外的先进法律文化的契合点，建设当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惩贪之法历代相承，成为惩治官吏贪赃枉法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问：惩治腐败立法是我国古代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最古老的三大罪中，贪腐就是其中之一。请您介绍一下我国历代法典中有关惩治腐败立法的有关情况。

张晋藩：“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贪以败官为墨”，墨就是贪污。到了战国时期，有一部法典叫《法经》，其中贪污罪叫作“受金”。犯了此罪，宰相、将军也得受惩罚。秦汉时期，特别是汉朝，对贪污罪也是惩罚很严的，贪污罪里面有“枉法贪污”，就是公然违法贪污，犯者皆斩首，有些诸侯国由于贪污，整个王国都被取消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反贪立法也是很严格的。比如，官吏受赃，收一瓶酒、一只羊，则大辟。在晋律里，官吏贪污虽然没判死罪，但是禁锢终身，虽遇赦而不赦。

到了唐朝，把贪污罪进一步系统化、法典化了，提出六赃之法，即六种贪污罪。第一种是受财枉法，即贪赃枉法；第二种是受财不枉法，即贪污了但并未枉法；第三种是受所监临财物，就是地方官接受当地百姓给他的财物；再有就是强盗、窃盗和坐赃三种。唐律对此处罚很严，“贪污十五匹则绞”。这六赃之法一直影响了后世，宋、明、清，都有六赃之法。

宋朝的时候，因为宋以前的五代时期官吏贪腐很严重，所以宋初对腐败惩处很严格，贪污者要判处死罪，宋真宗以后宽松一些，一般的贪污不判死罪但要刺配。

明朝的朱元璋是民间起家的，深知官吏腐败是激起民变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开国之初就严惩贪污。逐渐走上法律正轨以后，就按《大明律》来判罪。按《大明律》，贪污80两判处绞刑。清朝也是这样。

总之，从“昏墨贼杀，皋陶之刑”到清朝的惩贪之法，历代相承，成为惩治官吏贪赃枉法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制衡机制”

问：我国监察制度的历史悠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在您看来，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怎样的价值与意义？

张晋藩：在中国古代，官吏负责国家机器的运行，官吏群体的状态对于国家的兴衰强弱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以致吏治的良否被看作是区分开明之世与衰败之世的重要标志。“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

可以这样讲，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制衡机制，对维护国家纲纪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基本任务就是整肃百僚，以充分发挥官僚机构的作用和通过“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实现社会的调整功能。

特别有价值的是，中国古代无论是监察机构的设置、监察制度的构建，还是监察活动的规范，都不断地法律化，形成了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监察法体系。它不仅反映了中国本土法文化的鲜明色彩，而且在世界监察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凸显中华法系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古代监察立法规定了监察机关的职掌，规范了监察机关的行动准则和程序以及监察官的违法制裁，因而是监察机关活动的法律依据，它的权威性增强了监察机关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它的价值不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也给当代的监察制度与法制建设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借鉴。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是土生土长的，它的发展有自己的历史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

问：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有着怎样的源起，经历了怎样的沿革？

张晋藩：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起源很早，大体上可以分为形成、发展、完善三个阶段。

战国、秦汉时期是形成阶段。实际上，有官就有察官，有官就有考课。但是，作为一种监察制度，是从战国时期才开始确立的。战国以前，还是贵族政治。战国时期，官僚制度出现，皇帝任免官员。监察官的制度、名称，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产生的。

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以后，六国的残余势力，仍是不安定的因素，因此监察制度建设的重点在郡。郡设监察官郡御史，《秦简·语书》就有这样的记载：“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闻”，这可以看作是郡御史的工作对象与职权范围。

汉朝的监察系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无论是专门监察、行政监察、特殊监察，既分体运行，又互相交叉，三公九卿、皇室外戚、京师百官、地方长吏乃至监察官本身，都被置于这张网络之中，受到来自一种或多种监察组织的监督，对于贯通政令，整饬吏治，廓清风气，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西汉时期还出现了《六条问事》等中国古代监察立法的奠基之作，开创了中国古代专门性的监察法规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乱、大分裂和民族大迁移时期，割据对峙持续数百年。这一历史时期政权的更替虽然频繁，但每个王朝建立之后，都力图运用行政的、法律的各种手段强化国家的运行机制，也都十分重视监察机关的设置与监察体制的完善。

唐初统治者从总结历史经验中比较清醒地认识到，监察机关对于维护国家纲纪的作用，因而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重视，建立了一台三院的监察制度。台就是御史台，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为长官，下面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台院掌管京官的司法监察，殿院纠弹朝会官吏的礼仪，察院监察地方官吏，其中察院是三院中最重要的职能部门。唐朝又是封建法制臻于成熟和完备的朝代，官修的《唐律疏议》和《唐六典》，为监察机关的设置、职掌以及监察官的活动提供了大纲大法。

宋、明、清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完备阶段。

宋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使得监察机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革和加强。御史台、谏院均职掌监察权力，谏官“往往并行御史之职”，台官也兼行谏议之权，所以称为“台谏”，以示合一之势。

元朝在监察制度和监察立法上有一些建树，不过由于元朝并不是奉法为治的朝代，监察制度并没有发挥出封建官僚政治自我调节器的作用。但元世祖极为重视监察，他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元世祖的这个评价被称为“重台之旨”，为继任的元统治者所奉行。

为了避免重蹈“元亡于吏”的历史覆辙，明代提高了监察机关的地位与职能，创立了影响后世五百余年的新的监察体制，比如创建了都察院制度，设置了六科给事中，给事中属于言谏监察系统，主要用于加强对六部的监督。

到了清朝，统治者也十分重视监察制度建设，着意发挥其举发奸邪、弹劾不法的作用。有清一代最重要的监察立法当属《钦定台规》，它是秦汉以来，监察立法之大成，是我国封建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监察法典，也是世界法制史上所仅见的如此完整的封建监察法典。《钦定台规》肯定了监察机构的特殊地位和功能，同时也为监察机构广泛行使监察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使之深入到行政、经济、司法、军事、礼仪、教育、社会等各个领域。

通过回顾和梳理，我们感到，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是土生土长的，它的发展有自己的历史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一路走来，也反映了监察权全覆盖的进程。监察权的涵盖面从重视地方，到中央、地方全覆盖，整个官僚制度逐步都被纳入监察范围，还有就是实现了立法、司法、行政，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国家政务都为监察所覆盖。

“御史出巡，巡按地方，对遏制地方腐败起到了重要作用”

问：我国古代巡视制度的历史也很悠久，请您介绍一下。

张晋藩：的确，我国巡视制度由来已久，秦汉时期就确定了巡视制度，隋唐时期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明清时期进一步完善。

我国古代，不仅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了固定的监察区和监察机构，以实现坐镇监察的效能，同时还实行监察官不定期地或专项巡察地方的监察方式，以克服单纯依靠坐镇监察的被动性，减少坐镇监察容易出现的虚监、失监的官僚主义现象，使地方上的一些不法官吏及时受到惩治，一些大案冤案及时得到审结。这可以看作是我国古代的“巡视”监督方式。这种临时与固定相结合的监察方式，成为历代长期沿用的模式。

御史出巡，巡按地方，对遏制地方腐败起到了重要作用。出巡御史的监察范围非常广泛。一看是否有冤案，二是考察政绩，三是考察经济情况如何，也会深入到民众中间去，考察贤良。其中，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审查案卷，是出巡御史最重要的权力之一。

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司，御史出巡可谓无所不监，无所不察，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回道”之后，直接向皇帝奏报。

由于监察官是皇帝耳目之司，因此选任条件非常严格。第一要骨骼清硬、不畏权贵。明朝有一个监察御史叫杨继盛，敢于揭露严嵩父子，因此被投到监狱，受了酷刑。他临死时写了一首绝命诗，流传很久：“饮酒读书四十年，乌纱头上有青天。男儿欲上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这就表现了监察御史的品格。我国历史上还有很多像杨继盛、海瑞这样正直刚毅、敢于谏言的御史官员。第二要有学识，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必须科举出身。第三要有地方施政经验，明朝就规定，御史一定要有两任地方县官的经验。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时代的需要、是历史的需要”

问：今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明确提出，扎实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您对此有何理解？

张晋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受到中外重视。这项改革既吸取了历史的经验，也吸取了我们这几年反贪腐成功的经验，是时代的需要、是历史的需要。为了协调国家监察委员会与相邻机关的权力义务关系，以及它所职掌的职权范围，需要制定一部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细则或者监察委员会的法律，以保证此项改革的顺利进行。

“反腐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党的力量，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党有能力、有信心解决贪腐问题”

问：您如何看待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和正风反腐工作？对全面从严治党有哪些建议？

张晋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重拳反腐，可以说赢得了党内外全国民众的赞誉和世界的重视。习近平同志率领全党狠抓全面从严治党，太有必要了，价值不可低估，在以后回顾历史的时候也会感到其历史的功绩。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党的力量，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党有能力、有信心解决贪腐问题。我觉得应该按中央的指示，惩贪反腐在路上，坚持进行下去，彻底端正党风，建设廉洁有效的政府。反腐使得全党增强了信心，使得党更有权威、更有力量，使得全世界感到中国共产党更有前途，会有更好的光明前景。

除此之外，为了加强党的建设，要坚持不懈地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采访整理 鲍爽 摄影 胡思远）（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