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反腐新常态
作者：庄德水
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4 月
ISBN：9787503558450
庄德水，浙江台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监察学会理事。
中国反腐败既需要实践推进，更需要理论提升，进而实现中国反腐败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如何理解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特色？如何把握新时期中国反腐败方向？如何认识中国反腐败的政治动因和发展意义？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反腐事业？这些问题都是本书关注的重点内容。本书紧紧跟踪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实践，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借助理论思维审视反腐败进程和成果，重点分析了廉洁政治建设、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法治反腐模式建构、作风建设、高压反腐、制度建设以及反腐败体系建设等内容。
本书是理论思考的结晶，也是现实关照的成果，所有内容都紧扣具体反腐败政策及其进程，反映反腐的具体进程和细节。本书的思想观点和内容借助时事评论、媒体采访以及理论点评等方式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中国纪检监察报》《检察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北京青年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法制晚报》《华商报》《柴光阁》《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人民论坛》《中国纪检监察》《廉政瞭望》《方圆》《清风》等报刊杂志以及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中国网、正义网等各网络媒体。
治大国难，治大党同样难。执政危机应该说是当前各国执政党所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这个执政危机既来自于现代社会形态、人们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也来自于执政党内部组织形态、党员忠诚以及政党权力运作方式的改变。所有这些因素，都让执政党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对于长期执政的执政党来说，加强自我监督，遏制腐败滋生蔓延，显得更为重要，若处理不当，将会对执政党造成致命危害。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从国际执政党的经验教训来看，一些政党之所以产生严重的执政危机甚至最终失去执政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跨越“腐败陷阱”，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切实推进反腐败工作，是当前应对执政危机、增强执政危机意识的必要措施。
与国外政党相比，我国执政党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严峻，这一点从十八大以来我国所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可以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针对此，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集中体现了治国理政的新思路、新举措和新要求。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赢得党心民心。
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是最大的政治。反腐败是决定中国命运的生死战。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写道：“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纵观历史发展，国家盛衰难道说不是人的因素造成的吗？不反腐，将会使我国重蹈一些发展中国家失败的覆辙。
列宁曾在《怎么办》一文中指出，无论我们怎么不乐意，也不得不费些时间来首先打扫一下奥革阿斯的牛圈。“腐败”就是这样一个“不得不费些时间”去处理的“牛圈”。
这个故事给当前中国反腐提供了两点启示。一是腐败已是“堆积如山，污浊不堪”，反腐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种种问题的存在警醒我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决不能掉以轻心。应当说，中国反腐败正处于深水期，在这一特殊阶段，反腐越向前推进，遇到的体制阻碍、利益阻力和政治考验将越大，也越需要更强的反腐决心、更新的反腐策略、更猛的反腐力度。面对过去的反腐成果，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腐败问题在一些领域和部门仍呈易发多发态势，稍一放松，原有腐败问题很可能会死灰复燃，甚至愈演愈烈。面对滋生蔓延的腐败态势，我们别无选择。
二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面对多年积累下来的腐败存量和积垢，我们不可能像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那样，在一天之内把奥革阿斯牛圈打扫干净，把腐败问题彻底清除。但反腐败也不是一个神话，相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漫漫征程，全面从严治党仅仅是开了个头，任重而道远。要保持坚强的政治定力，有静气、不刮风、不搞运动，立足当前、谋划长远，认准正确方向，踩着不变的步伐，以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韧劲，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反腐不是微观层面的修修补补，而是一个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不是临时性的“救火”措施，而是长远性的推进战略。
十八大以来，中央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中国演绎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反腐大戏”，落马贪官数量和级别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据中央纪委统计，201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95万件（次），函询1.8万人，谈话4.2万人，了结处理4.3万人；立案17.2万件，结案17.3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8.2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9600多人。201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272万件（次），立案22.6万件，结案21.8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2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2万人。2015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谈话函询5.4万件（次），其中反映失实予以澄清了结的2.8万件（次），对违反纪律的给予党纪轻处分和组织调整的20万人，党纪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8.2万人。这里所查处的贪官只是冰山一角，在他们贪腐的背后，还有一张张巨大的腐败网络，有一个个触目惊心的腐败细节。反腐败领域已拓展至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既包括资源垄断领域，也包括利益集中领域。
可以说，当前中国反腐败已达到“两岸青山相对出，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新境界。反腐败在很大程度已突破旧有的思想束缚和观念瓶颈，已削弱特殊利益网络对反腐败工作的反对。如果说，在此次反腐败的初始阶段，人们对反腐持有一种怀疑态度，生怕反腐陷入“一阵风”的困境，并且反腐败不同程度地受到各种特殊利益网络的掣肘，那么现在，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中国反腐败已形成社会共识，被提升至不可撼动的地位，反腐败继续向前推进是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挡的。
面对高压反腐，有一些人对中国反腐败心存疑虑，认为反腐败不具有可持续性；另一些人则担心反腐败会影响到自身利益，暗地里企望反腐败转向，进而产生“反腐停止论”、“反腐转向论”、“反腐影响论”等错误观点。当前，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中央反腐是动真格的，将继续出台一系列反腐新举措，形成新的反腐局面。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中央对反腐充满自信，已完全掌控了反腐全局和工作节奏，为全党描绘出美好的廉政愿景。反腐败成效直接关系到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成败，关系到社会公众的福祉。反腐败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是不可逆的历史潮流，容不得一点松懈，越是紧要关头越要强力推进。反腐败代表民心和正义，我们之所以取得反腐败的阶段性成效，其关键因素也在于此。
但我们现在仍未到反腐败可以转向的时候，也难言我们的反腐败成效是彻底性的，更不能有任何过度的乐观和自满。须注意，虽然腐败增量受到遏制，但腐败存量问题仍未从根源上得到解决，政治生态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甚至一些人仍心存侥幸，等待反腐败政策的转向。一旦松懈下来，腐败问题很可能会产生“报复性反弹”，愈演愈烈，甚至会危情四起、反攻倒算。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前所未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着力解决一些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敢于担当、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处在这一战略机遇期，需要新思维、新方式和新机制，而反腐败则是我们迎接新挑战、化解新风险、抓牢新机遇的必然举措。反腐败是管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有力保障。反腐败不但不会影响经济发展，而且会凝聚正能量，激发社会和市场的活力，为经济发展新常态注入不竭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打老虎”是取得反腐成效的重要标志，但反腐败又不能仅仅局限于“打老虎”，对待反腐败我们要从宏观的角度来审视，不要狭义地把反腐理解成有多少贪官落马。要从对政治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带来的变化中评价反腐败工作。要通过“打老虎”改变现有的权力结构、利益格局和政治生态，把“老虎”们及其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进一步破除腐败网络和腐败心理，让领导干部从“不敢腐”逐步过渡到“不易腐”和“不想腐”。
反腐败旨在推进从严治党，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的支撑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突破口。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加大反腐败力度、完善制度体系将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随着新的纪律处分条例和廉洁自律准则等党内法规出台，对于领导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将更有针对性，反腐将走向精准化。第一要守住当前反腐败成果，第二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固化反腐败成果，第三要通过反腐构建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从而释放反腐红利让民众得到实惠。十八大后的强力反腐败使得人心回暖、信心提振，也净化了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这说明民众通过反腐败看到政府是有希望的，看到政府在反腐败方面是动真格的，是真心诚意地打击腐败而不是“政治秀”，这无疑拉近了民众与政府的心理距离，为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中央强力反腐败，有其深刻的政治因素，官场沉疴多年，需要治理腐败存量，因此不能抱以一种过急过高的心态。我国反腐模式正从传统反腐向法治反腐转变，反腐策略正从零散型的应急反腐向整体型的系统反腐转化，我国反腐败将更加重视法治的重要性。这些转化，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倡廉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国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前瞻性战略选择。中国特色反腐倡廉体系必须是正义的、民主的和法治的体系。不可否认，我们的法治反腐正走在路上。反腐败工作在取得一定程度和阶段性成果后，需要通过法治的方式来反腐，将反腐败融入到法治的框架中去，实现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的相融和。
反腐败是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认同法治精神，即认同其所蕴含的民主权利、权力制约和公平正义，让这些基本价值成为反腐败及其立法的本质追求。提倡依法治国，必须把法治反腐融入国家治理过程，依靠法治手段解决腐败问题。这不仅体现了对民意的尊重，更表达了政治期待。
——反腐新常态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不仅仅在于正风肃纪、打虎灭蝇，刷新反腐数据，而在于改变原有的权力结构、利益格局和政治生态，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辟新路。也只有改变原有的权力结构、利益格局和政治生态，才能让反腐真正进入一个新常态，体现“新”的特质，保持“常”的潜质。
——国企腐败的发生具有体制性机制性根源。在本质上，国有企业具有公共性，掌握着一定公共权力，所依赖的是公共资源，担负着重要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理应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但在实际上，国有企业获得经营主体地位后，与政府监管产生一定分离，似官方非官方，似市场非市场。更为严重的，国有企业利用所垄断的公共资源和所倚靠的政策资源，成为市场竞争中的特权者，享受着权力庇护。国企领导的身份在实质上并不是市场经营者，而是行政官员，能否进入国有企业成为主要领导，不仅是一种工作安排，而且是一种政治待遇。成为国企领导，往往被视为官职的晋升，是走入官途的有利阶梯。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实际运作远离了作为真正所有者的社会公众的监督，沦为腐败者掠夺公共资产的狂欢盛宴。也正因此，国企腐败具有利益集团化、掠夺公开化和运行政治化。
——汉娜·阿伦特在《专制下的个人责任》对这个问题分析较为尖锐，她认为，那些效力于体制的人，愿意变成一个机械执行和阿谀奉承的“齿轮”，是因为他们抗拒不了诱惑，怕失去铁饭碗、显赫的身份、满足感以及可观的物质利益。简单地说，“一把手”腐败的产生，除客观制度因素和主观道德因素的负面影响外，还与其所在单位其他公职人员的责任缺乏、权力崇拜、攀附心理是密切相关的。更进一步说，一方面，集体的不负责和集体监督的缺失，使“一把手”轻易获得巨大的腐败空间和机会，进而滋生出一群群权力的食利者；另一方面，“一把手”腐败破坏了官场风气，加剧了单位内部监督责任的分散和人心的涣散，让正义、公平、廉洁等价值沦为“一把手”本人及其权力的附庸。
——在本质上，文艺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其自身本没有什么腐败的根基，但若文艺与权力、利益以及色情相勾结后，那么文艺将会沦为腐败的附庸和工具。由此推理，文艺也是一种可资交换的腐败资源，一方面，借助文艺的掩护，有权者可以与文艺从业者形成利益共同体，获得所谓的“风雅”、“品味”和“雅好”，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和陶醉感。文艺似乎成为一种腐败特权，唯有权者才可能享受到文艺。另一方面，凭借权力的庇护，文艺从业者可以获得所谓的“名声”、“高雅”和“层次”，达到别人所难以达到的“成就”，满足他们对功名的渴望。文艺成为一些文艺从业者接近权力的工具。这些交换的背后，其实质仍是以权谋“艺”或以“艺谋权。文艺不再是“文艺”，而是有权者竞相追逐的“丰胸乳贴”和文艺从业者自我标榜的“充气娃娃”。
——政治生态与官场风气息息相关。中国“官场”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场所，其成员构成、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环境氛围、游戏规则等，都与社会其他阶层大异其趣，因此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场效应”。这种“场效应”会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深刻影响。特定的政治生态会产生特定的行为后果。当恶化政治生态成为主流行为方式时，进入这种政治生态的人们将依之思维和行事。中国政治生态恶化的根源在于传统腐败文化和专制制度。根据学者研究，政治生态恶化典型形式包括“不跑不送，原地不动”的潜规则、“拼搏不如拼爹”的特权现象、“琢磨事不如琢磨人”的投机钻营、“干的不如看的”的论资排辈、“做事不如作秀”的形式主义、“摆平就是水平”的伪稳定、“多栽花少栽刺”的好人主义、“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以及“不怕犯事只怕‘出事’”的地方保护主义等。这些典型形式的特征在于制度的显规则与权力的潜规则的并行。制度无法约束权力，权力却可以超越制度。政治生态与腐败现象形成恶性循环，政治生态恶化会强化腐败的动机并提供更多的腐败机会，而腐败现象则会强化政治生态的恶化，让政治生态失去自我修复和自我纠偏的能力。
——实行官邸制要注意消除不合理特权，避免产生新的特权现象。官邸确是高级官员的“特权”，只有特定政府元首才有资格入住，这是合理的，也应该予以制度化。但我们要消除与腐败相关的其它一切不合理特权。官员住房腐败之所以难以根除，与官员固有的特权思想和作风是密切相关的。有些官员在内心深处自恃是高级公职人员，理应高人一等，享有与一般社会公众不同的居住和办公条件，包括环境条件、设备配置、居住面积以及安全保卫等。实行官邸制，要防止官员膨胀出新的特权意识，把入住官邸仅仅作为一种职务享受和地位提升，而没有将之视为责任的承担和公务的执行。否则，官邸只会加剧官与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强化权力的等级性，让官邸成为官与民之间的交往障碍，最终沦为官员显示政治特权的一种摆设。
——法治思维是一种现代价值观，代表着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的理念转变，要求以合法性为逻辑起点，运用法治精神、原则和规范等对各类腐败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和判断。法治方式是一种现代理性观，代表着制度设计、程序适用和原则遵循的方向，要求以责任性和有效性为逻辑起点，坚持法治理念、法治精神和法治规范，运用法定的制度、程序、措施和机制处理各类腐败问题。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形成一个统一体，分别解决“是什么”的思维问题和解决“怎么办”的方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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