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阅读新闻

这些“百强县”竟是贫困县

[日期:2007-03-10]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作者:刘健 秦亚洲 刘军 丁静 [字体: ]

伴随着资源开发的巨大推力,我国一些能源富集地区的GDP和财政收入连年迅猛增长。但由于分配环节的畸形扭曲,当地多数百姓不仅无法从中获益,反而受累于因开发导致的各种生态灾难而日益贫困。
    陕西省神木县永兴办事处的王花疙瘩村,便是上述问题的一个缩影。
    王花疙瘩村昔日河水丰盈,百姓殷实。几年前却由于煤矿开采,以前赖以浇地的王花疙瘩河因开采塌陷而干涸。目前全村400多亩水浇地变成了荒地,山地更是有一半左右“只长草、不长粮”。村民奥宽厚眼噙着泪花说:“如今水地变成了旱地、旱地变成了牧地(长草),牧地又不让放羊。我家种了14亩水浇地、30多亩山地,现在一年只能打10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
    地养不住人了,大家伙只能外出,男的到建筑队打小工,女的捡破烂,不少人家举家搬迁。村民从2003年就开始组织人不断上访。在村民的努力下,矿上给全村每人平均一次性补偿了2万多元。村民们告诉记者,现在吃饭还靠这些钱,可今后花完了,又没地种、没水喝,怎么办?
    《瞭望新闻周刊》在陕西榆林、内蒙古鄂尔多斯等资源富集地区调查发现:这些受资源开发拉动财政实力迅速增强的地区,均存在令人困惑的“富财政穷百姓现象”:榆林市去年财政收入已跃居全省第三位,下辖的神木县成为西部百强县,但是这个财政大市的12个县市区全部是国家级或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鄂尔多斯市财政收入突破90亿元,下辖的准格尔旗是我国西部地区3个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的旗县之一,但是全市的8个旗县也都是国家或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不仅如此,资源开发还破坏了当地的水源、土壤等生态环境,导致当地贫困地区的农民更为贫穷。
    资源富集地区“富财政穷百姓”问题的背后,是中央与地方、收益与分配、开发与保护之间的艰难博弈。

    开采利益流向央企和上级财政
    陕西省榆林市是世界少有的矿产富集区,全市原煤、天然气、原油等矿产资源潜在价值约占全国总量的30%。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煤炭探明储量约占全国的1/6。近年资源开发使当地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但脱贫速度远远滞后。榆林市财政收入过去5年翻了近3番,2005年达到67亿元,排全省第三。但这个财政大市12个县市区中有1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市35%的行政村尚未脱贫,农民人均纯收入还达不到全省平均水平,贫困人口全省最多。
    神木县去年产原煤8200多万吨,是全国产煤第一县,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名位居陕西省第一名,财政收入高达19.8亿元。但是这个县仍有贫困人口12万人,占全县总人数的1/3左右。
    2005年,鄂尔多斯市财政收入突破90亿元,“十五”期间年均增长43%,其中东胜区、准格尔旗财政收入突破28亿元,分居内蒙古101个旗县区的第一、第二名。然而8个旗县也都是国家或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准格尔旗是我国西部地区3个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的旗县之一,却长期难以摘掉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穷帽子”。准格尔旗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陈文俊说:“准格尔旗城里灯红酒绿,农村却很凄凉,不通车、不通电、点柴油灯的很多。有些地方村民们吃的是旱井贮存的雨雪水,有的甚至连旱井水也吃不上,到十多公里以外拉水、花钱买水。”
    富资源、富财政,为什么大量贫穷百姓无法从滚滚而来的资源中迅速摆脱贫困呢?
    榆林市扶贫办副主任张秘说:“资源开发形成的收益主要被企业和上级财政拿走了。榆林市67亿元的财政收入中,地方财政收入只占23.8亿元,2/3都上缴给中央和省级财政了。”陈文俊说:“以我们准格尔旗为例,2005年全旗的财政收入是28.8亿元,但是可用财力为不到13亿元。”陕西省府谷县2005年的财政总收入为5.84亿元,但地方财政收入仅占总收入的23%,仅是“吃饭财政”。
    神木县副县长郝亚雄说,财税分配体制有其不合理的成分,每吨煤的纯利润在80~120元左右,但对县财政的贡献仅为5块钱。天然气开采对地方经济贡献也十分有限。他告诉记者:“煤炭价格近几年涨了10倍,但是在煤炭采空区,一些大型煤矿的补偿仍然是几年前的每吨0.2元的水平,相当于利润的1/500给了老百姓。”
    由于占到开采量一半左右的大型的天然气和煤炭企业均为中央企业,其注册地在北京、上海等大型城市,根据现行税收政策,其所应交的地方税种大都交给了注册地。资源的转移导致了税收的转移,这使区域间的不合理利益分配进一步加剧。煤炭等资源开发造就了一大批富人,当地有的矿老板一天的消费就有二三十万元,当地贫困农民一辈子都挣不来。有的什么也没干,仅靠转让煤炭开采权就能成为千万、亿万富翁。但在一些贫困村,六七岁的儿童要到十几里外的学校寄宿,许多村子在山区吃水难,大旱期间每担水甚至卖到五六元,还有不少村庄尚未通电。在有的产煤区,竟出现了农民烧不起煤上山砍柴烧的辛酸景象。

    留下大量生态危机和隐患
    资源开发不但没有使当地百姓迅速脱贫致富,反而正在制造许多生态危机和隐患。
    据榆林市环保部门介绍,仅神木、府谷两个产煤大县32平方公里、4.2万亩农田严重减产或无法耕种;十多条河流断流,许多村庄出现水危机,有的要到十几里外拉水,有的则要以每吨3~6元的高价买水。资源开发还导致当地的地下水位迅速下降,河流、水库、湖泊渗漏严重。
    在神木县,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大规模综合机械化开采的3个大矿形成采空塌陷面积24.72平方公里,已经造成14村856户、3285人不同程度受灾,损坏房屋1560间,损坏水浇地、旱地和林地37000多亩。神木县中鸡镇李家畔二组因为地表塌陷,房屋全部裂缝,虽然进行了搬迁安置,但是由于补偿款与新建房屋所需资金差距较大,百姓无力承受,只好外出流浪,部分老弱病残依然住在采空区危房中,有的只好住在简易木棚里,学龄儿童辍学在家,个别群众债台高筑。
    因为采煤,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上湾村现在连水源地都塌陷了,未及搬迁的村民吃水要到几公里外的地方去驮。武家梁村村民杨子华说:“我们雇了个三轮车拉水,拉一次水要花40块钱。一次也就拉一立方米多一点,还有100多只羊,每天拉一回。”杨子华家的房前屋后种了大量的果树、枣树。他说:“前几年枣熟的时候掉下来,漫山遍野都是。现在地塌了、水干了,果树快死光了。”

    分配不均诱发大量社会矛盾
    资源利益分配的不合理,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在内蒙古准格尔旗准格尔召镇3个行政村,2005年6月村民为了让村组织带着大家一起争矿,推选出罢免委员会,依法启动罢免程序,罢免了原来的村委会、随后又改选原来的村支部,选出支持争矿、上访的新“带头人”。新班子最大的任务就是以村组织的名义四处上访。
    《瞭望新闻周刊》近日来到准格尔召镇碾房塔村暗访。村民们告诉记者,我们村集体原来有4座煤矿,2004年被乡政府和原村支书卖给别人。煤矿转了几道手,经手的就发大财,可俺农民一分钱也见不到。从2005年3月份开始至今,村里人的精力几乎全用在上访告状上。村民们说:“上访是因为日子过得太苦了,除了几亩旱地上种点玉米、杂粮,几乎没啥收入,往往‘大病等死,小病借债’。”记者看到,村民住房以半泥半砖结构为主,家家户户没有像样的电器。
    另一个“上访村”哈拉庆村的村民说:“村民和原村主任商量,只要他带大家上访,我们就拥护他。但他和矿主一个鼻孔出气。”更让村民们生气的是,原村委会、村支部还经常通过组织手段,以不盖公章等手段干扰群众“要矿”。最让镇里头疼的是,这几个村不再像过去偷偷摸摸私下里串联,而是以组织的名义开会商议上访事宜。
    2005年“五一”和“十一”,陕西省神木县麻家塔乡10个村的上千村民,为当地一个煤矿的权属问题联合在一起上访。神木县信访局部门介绍说,近年来煤炭的高利润、矿主的高收入与当地群众贫困的生活形成巨大反差,两极分化严重,群企矛盾激化,这些问题十分棘手,往往暂时息访,但不久会接着闹,成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陕西省府谷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说:“我们引进中央、省里的大企业来开发资源,原希望‘引进一个企业,致富一方百姓’,可现在的结果却是‘引进一个企业,污染一方环境,扰乱一方治安、破坏一方资源,伤害一方百姓’!”神木县中鸡镇高家畔村的2800多亩固耕地、3500多亩林草地大都荒芜,长满了荒草,随风摇曳,一片荒凉。村支书杨来财告诉记者:“塌陷区裂缝,最宽的有两米,前前后后掉进去十几头牲口。现在矿上以开采每吨煤2毛钱的标准给我们补偿费,但今后煤采完了,补偿费就不再给了,我们拿什么生活?”中鸡镇镇长王永增告诉记者:“全镇有4个村、2000多人涉及到煤矿采空区塌陷补偿问题,我要拿出60%以上精力处理上访。”

    调整分配体制是关键
    陕西榆林、内蒙古鄂尔多斯等资源富集区的许多基层干部群众和专家反映说,解决“富财政、穷百姓”的问题,其根本办法是调整当前的相关财政分配体制,向广大农村贫困人口倾斜,建立一个和谐的、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社会格局。其建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改变现行对资源开采区不合理的财政分配体制,调整资源税的税收分成比例,增加县级财政收入。
    在资源富集区采访,当地干部普遍反映,当前的资源税收分成体制使当地县级财政无力进行扶贫攻坚、巩固义务教育、建立针对农民的公共卫生体系等。张秘说:“榆林市财政收入的2/3被上面拿走了,一年就是43亿元。如果再给榆林多留1/3,全市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两三年就可以全部解决。”
    府谷县煤炭局副局长张建国说:“2004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府谷县关于矿区开采的整体规划,只给地方划了边角地带,大量的优质资源地方是没有权力开采的。即便是国家规划矿区以外勘探程度低和边角零星分散的煤炭资源,县级政府的审批权也十分有限。”府谷县的这种处境代表了我国西部资源富集区普遍面临的状况。当前由于考虑到安全生产因素和规模效益等原因,国家鼓励中央和省级大型企业积极参与资源开发,但是这些企业的注册地往往在北京、上海或省会城市,这样又拿走了相当部分的地方税种。
    其次,从矿区大规模开发之始,就要重视由于资源开发导致的生态灾难,国家应制定相关的制度,将生态治理、塌陷补偿等费用在生产、销售中统一提取、进入成本,专项使用。
    以全国第一产煤县陕西神木县为例,资源开采诱发了大量的山体崩裂、地表塌陷、水源渗漏等自然灾害,但当地政府却无法筹措到必要的生态治理恢复费用。神木县副县长郝亚雄说:“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国家的相关法规对资源开采造成的地质灾害、生态环境破坏只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要求,如‘谁破坏、谁治理’,却没有规定具体的赔偿方式和补偿标准,企业往往以此为由百般推诿,导致谁破坏、谁治理、谁赔偿的生态恢复机制得不到落实。”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已经开始在将生态恢复、塌陷治理等费用计入企业成本方面做一些探索。从2006年开始,当地政府向地方煤炭企业每生产一吨煤收取一块钱,用于采空区的生态恢复、塌陷治理和移民安置。这样每年大约可以收取5000万元。
    第三,要改变当前资源开发没有统筹规划及与当地经济持续发展关联度小、甚至隔离的开发方式。专家指出,当前的煤炭、天然气等资源开发模式,是一种没有统筹发展,与当地经济关联度较小甚至隔离的开发方式。这表现在,资源开发者主要是中央、省里的大企业、当地及外来的投资者;由于大企业采用机械化作业方式,因此当地文化程度低的农民根本无法到企业就业。所以从经济上看,资源开发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对当地百姓的脱贫贡献甚微。造成当地的干部群众心理不平衡,对构建和谐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内蒙古准格尔旗现有各类煤矿118座,按照沿用的开采方式,至少可以容纳几万农民工就业。从2005年开始,这些煤矿开始了采煤方式改革,全旗将投入100亿元左右,在所有煤矿新上机械化采煤机、皮带传输系统,目前已经有9座煤矿改革完毕。这样不仅大量减少就业岗位,而且使当地农民多年来筹资购买的简易采掘机械大量闲置,不少家庭因此背上沉重债务。
    据陕西省榆林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赵勇介绍,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不管谁在矿区投资开发资源,除去各种税收,利润的50%左右要留在资源所在地,用于改善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条件。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是对的,但要充分考虑当地老百姓的利益。

收藏 推荐 打印 | 录入: | 阅读:
相关新闻      
本文评论   查看全部评论 (0)
表情: 姓名: 字数
点评:
       
评论声明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热门评论
Processed in 0.010 second(s), 4 queries, Gzip disab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