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衰落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关于它走向衰落的原因，也吸引了古往今来无数史学家的目光。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耶鲁大学拉姆塞·麦克莫兰的《腐败与罗马帝国的衰落》一书，以独特的视角，用四十万字的巨幅，对腐败与罗马帝国衰落的关系进行了缜密考察，“展现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和文明，一个历经数百年艰苦获得的政治文化构造体，是如何被严重地破坏的”（斯蒂芬·威廉《历史今日》）历史过程，值得一读。

罗马帝国的衰落不是单线式的

尽管有社会形态的差异，腐败这一“古老的罪恶”却是人类文明社会以来的普遍现象。腐败与国家政权的衰落更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不过历史并不是线性式的发展，腐败与政权的衰落也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其间有复杂的历史过程。因此，科学借鉴历史的教训，考察腐败与历史上国家政权的关系，还必须依据各时代、各国的具体情况，依据翔实的历史资料，得出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本书即富有这样的显著特点。

以腐败来解释罗马帝国的衰落不始于麦克莫兰，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麦克莫兰的主题更为鲜明，史料更为详尽，视野更为宽阔，对腐败与政权衰落关系的理论认识更为深刻。首先，麦克莫兰对腐败与衰落有自己的定义与理解。麦克莫兰将腐败定义为“公共权威的私家化”。他认为，历史上任何时代，甚至十分伟大的帝国中都曾盛行着腐败，但它们往往是可控的，并未产生罗马帝国那种灾难性后果。但罗马帝国出现的公共权威“私家化”，对其衰落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其次，他对腐败的看法有自己的独特思路。他认为，如果选择4、5世纪（即罗马帝国已经处于衰落）时的某些个别案例来说明罗马最终陷入虚弱状态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帝国衰落实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远远不是单线式的进程”，“单一的、单线式的衰落在罗马帝国史上是不存在的”。他在思考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在几乎相同的历史条件下罗马能够面对外敌成功扩张，却会在同一批敌人面前土崩瓦解？毫无疑问，这就是腐败的代价。由此可以看出，麦克莫兰已经进入到腐败研究的历史深处！

既然历史进程不是单一的，腐败与衰落的关系也必然不是单一的。麦克莫兰以腐败为主题，以复杂的历史进程为背景，在研究时段上，他将罗马腐败的根源追溯到3世纪之前的几个世纪，明确指出“帝国的衰落并不是在公元250年之前不久才发生的，其中一些关键因素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活跃了”。在研究的地域上，他从意大利开始，到不列颠、西班牙、高卢、西亚与北非，整个帝国全盛时期的版图都被纳入视野；在研究的社会阶级上，既包括皇帝，也包括总督、权贵、城镇议员、军队、小吏以至最低的奴隶阶层；在研究的历史内容上，既包括政治体制，也包括社会经济，人身依附关系；在材料的使用上，既有政府文书，也有私人信件，考古资料甚至口述资料。多角度的研究和丰富的历史资料，使麦克莫兰避免了将“所有因素混为一谈”，也避免了将腐败与罗马衰落的一切历史不加区别地相联系。举一例说，他对3世纪危机后的罗马区域经济做了详细研究，认为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时罗马是“普遍性的衰落”。这远比简单地将腐败与一切衰落相联系显然更有说服力。

罗马帝国腐败的全景扫描

腐败虽不是帝国衰落的所有直接原因，但腐败与罗马帝国的衰落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书中，麦克莫兰用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对罗马帝国腐败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从他以下的考察中我们可以领略一斑。

“无视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之间的区别”。在麦克莫兰看来，罗马政府与社会中的“私人权力与公共权力的配合是相得益彰的”，以至难以区别二者之间“实在太多”的重叠。权贵们无论出任官职还是告老还乡或再度出山，身后都簇拥着奴隶、朋友和依附者。由“影响力、熟识关系和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生存体系，延伸到帝国的每个角落，构成复杂的人身依附体系。这种关系不仅成为政府权力运行必须依赖的保证，而且“还为政府提供了一套伦理道德符码”。罗马政府的“功能失调”即由此而来。

“提高自身地位与声名的个人野心”成为获取权力的“原动力”。爱国主义精神已被放弃。社会等级才是至关重要的。代表社会等级身份的各种特权与荣誉成为追逐的目标。无限夸张、自吹自擂、富有想象力的赞美虚誉之词充斥着官方文件、公共场所甚至法令中。特权无处不在，追求“资格享受”成为身份的象征，也构成了“权力实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尊荣”表现在各种场合，无论是出行、服饰、习惯，甚至包括心腹密友的“精选”。世家大族世世代代扮演着“同一角色”。姻亲、财富是取得官职的保障，是大大小小网络的枢纽。“拥有权势的男男女女无不身处姻亲关系与依附关系的纽带中”。与此同时，官僚机构的规模在帝国中后期急剧膨胀。

“法庭已堕落成了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罗马法虽有着“伟大框架体系”，但“与现实生活中的司法实践”相比较，“二者之间的差距可谓一览无余”。首先，法官“更信奉自己为之服务的那个阶级的普遍价值观”，“宽容上流社会里的各种潜规则、相互包庇”成为法官的“道德准则”。其次，“是与非都要屈从于现实，也就是屈从于等级”。法官只要明白对方的社会身份（等级），裁判就“不会出现严重偏差”。屈从这些压力的法官当然能得到丰厚报酬。法官“惧怕那些凌驾于自身权威之上的力量与影响”，致使合法权威的践踏“令人瞠目结舌”。

“存在着官府体系之外权威”。麦克莫兰指出，“恩宠”是罗马政府权力运行的方式。“恩宠”是私人之间的依附，但这些处于政府之外，却又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权力关系”，左右着政府的运行。“政府和自身外部的权力”已经达到“必须彼此合作”的程度，而外部的权力“发挥的作用其实更大”。“姻亲关系网和通信、债务和恩惠”则是实现政府权力与私人权力合作的途径。麦克莫兰列举了当时流行的“推荐信”，来说明权贵们如何利用私人关系来相互提携，干预公职任命的普遍现象。由此，“恩惠—义务”，“恩典—忠诚”，形成的独立于政府权力之外的社会秩序，也构成了“官府体系之外”的“权威”。如果我们仅从当时官吏、议事会表面上呈现出的行政体系来看3—4世纪的罗马皇帝统治，是把“历史过度简单化了”。各种“关系网”才是帝国行政体系发挥统治“能力”的关键。“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在当时实在无法区分。

“权力交易”。帝国时期的公职“私家化”了，表现为各级各类官员贪赃枉法，买官卖官，“从自己的职务中牟利”，为私人利益而动用公共权威，以及回扣、劳务费和按照惯例提成流进了“公职者的腰包”，成为他们财富与地位的保障。“这是一个表面上温情脉脉、一团和气、礼尚往来的世界”，但“礼物总是有目的的”，彼此都“心知肚明”，“压根儿就不觉得这些事情是可耻的”。

历史现象千头万绪，衰落的原因也如此。如何从现象探讨本质？麦克莫兰将目光投向了政府权力机制的运行，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罗马帝国腐败的“蓝图”。

发人深省的历史启示

如果麦克莫兰的研究就此而止，尚不足以显示出一位历史学家的智慧。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罗马帝国腐败与衰落的研究，麦克莫兰揭示出一些发人深省的历史启示。

腐败可以改变历史。腐败是人类文明社会以来的普遍现象，但没有哪个政权愿为权力腐败大开其道。麦克莫兰指出：“国家公仆对权力的滥用——也就是说使之背离社会授予这种权力时的初衷——可以改变历史。”这一深刻揭示，警醒政治家和世人必须高度重视反腐败。

腐败没有大小之分。罗马帝国的衰落不是一夜之间的事。它起源于那些不起眼的“恩惠”、“依附”、“推荐信”、“回扣”与“提成”，也起源于“微不足道”的礼物“打点”。罗马灭亡不是蛮族的强大，而是帝国的力量早已销蚀在无形的腐败之中。这一深刻的揭示，提醒着反腐败没有大小之分。

腐败的伦理价值观形成比腐败本身更为可怕。在罗马，“权力可以任意买卖，法律已沦为钱财的奴仆”，“金钱统治一切”，“各种政府行为都是可以收买的”。于是“腐败已不再是例外，而业已变为常态”。但更为可怕的是它形成了一套“价值体系”和“伦理原则”，形成了行为习惯与风尚。不腐败者反而成为“不折不扣的奇迹”，“两袖清风者未免过于不近人情”。许多“约定俗成的做法”甚至成为“合法权利”。“腐败逐渐成为通例，并通过惯例和习俗成为了正当、无可指责的事物。”这一揭示，深刻警醒着反腐败的深度与广度。

腐败是如何形成的？麦克莫兰注意到了人性的弱点，认为“历史上有些挥之不去的东西；它们与文化和历史进程无关，而是人这个物种身上固有的元素”。虽然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但历史学家也不能彻底忽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卜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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