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办法》实施刚刚一个月，还处在“磨合期”，实际操作中难免遇到阻力和问题。同时，新规定将标准提高了将近３倍，但地方政府和其他接待单位还是要补贴相当多的资金。相关专家应邀讨论——
财权ＶＳ事权
出差费怎么总不够
按照１９９６年制定的标准，一个中央机关的普通公务员，每天出差费用只有５８元，包括住宿费４０元、吃饭１５元、交通３元，这个标准的“落伍”一望而知。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说，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出差，地方肯定得接待，这已经成了惯例。接待费失控让很多地方和单位都不堪重负，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出差报销标准太低。按照老标准，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到地方出差，只能住地下室，吃面条，连公交车都坐不起。所以，上级机关向下级单位转嫁费用成了普遍现象。
新规定将标准提高了将近３倍，处级以下公务员出差，每天住宿费１５０元，伙食补助费５０元，公杂费３０元。毛寿龙说，看起来这标准并不低，但实际上还是不够，尤其到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出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实施新标准，地方政府和其他接待单位还是需要补贴相当多的资金。原来的问题只能说有所缓解而不可能解决。
为什么我们的公务接待标准“上得去，下不来”？毛寿龙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个标准够不够用，而在于部委与地方关系的不对称。从财政和事权关系上来说，部委办事，地方埋单——这种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是出现公务接待费用降不下去的重要原因。只有部委办事，部委埋单；地方只为自己的事情埋单，真正实行财权与事权相对称，实行本级政府的财政平衡，才可能消除这一问题财政体制上的根源。
规章制度ＶＳ人情社会
公事为什么难公办
对公务接待费“易上难下”的问题，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者陈柏峰认为，这与国人的人际交往特征相关。中国人在心理上对人际关系一般都有内外之别，有一个“自己人／外人”、“熟人／陌生人”的区分，人际交往依着关系格局不同而不同对待。这种人际交往方式在农耕社会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在现代社会则可能导致很多问题。
比如说，人们很难建立起“公事公办”的交往关系，“公事公办”的架势很容易让人产生距离感。都说熟人好办事，建立私人关系其实是一种成本更低的办事方式，因此很多情况下办公事也一定要建立起私人关系和私人感情；而为了建立熟人关系，热情是难免的。本来吃顿饭，百八十元也不是吃不饱，但要真是这样，关系可能就搞不好了。
毛寿龙也认为，公务接待中往往有很多非接待的因素。部门掌握着很多资源和权力，出差时接待得好与不好，往往关系到地方的利益，如果接待规格低，地方可能失去相应的资源，也可能影响到相关的考核和监督成绩。正因为这些原因，有些地方才挖空心思，想方设法接待好“上面来的人”。
在消费主义的时代，人们衡量“是否热情”的标准常常是花了多少钱，这个标准的真正参照系是由市场决定的。陈柏峰认为，政府花钱的标准不能被市场和社会流俗牵着跑，因此才需要规章制度；但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所谓“标准”就失去了意义。
办事功能ＶＳ非办事功能
加强规范从哪里入手
毛寿龙认为，要解决公务接待费居高不下的问题，关键还是要从调整部委与地方关系入手，减少出差和接待领域的非办事功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规范中央部门资源分配和监督权力的运作。
毛寿龙说，如果部委与地方关系不对称，部委的资源分配和权力运作不规范，可以预料，不管怎么提高出差标准，都不够机关公务员出差的实际花销。这是因为，我们规定的差旅费标准只是办事用的，不是奢侈享受用的，也不是体现地位、面子等其他功能用的。而目前的公务接待费不仅有办事的功能，还附加着享受炫耀、显示地位以及重视与否等功能。通过体制改革，让部委与地方财权与事权对称起来，让中央国家机关的资源分配和权力运作规范起来，才能让出差真正变成出差，出差费才能真正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