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领导人执政之初，反腐败都处于严峻态势，也都出现了密集查办部级贪腐高官的相似局面。
“腐败惩治的要义在于其威慑与阻吓力，这种力量的发挥主要不在于惩罚的严酷性，而在于惩罚的不可逃避性。”
2013年7月6日，中纪委宣布，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李达球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继6月23日调查原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6月30日调查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后，中央纪委连续第3周宣布调查省部级高官。
中共十八大以来，包括原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等人在内，共有6位省部级高官涉嫌严重违纪被查。
自2012年底习近平就任总书记以来，新一届中共领导人的反腐思路日渐清晰。无论是习近平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还是中央密集向地方派出巡视组，以及屡屡打掉涉嫌贪腐“老虎”，均展示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努力。
如果回望更早之前的两任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之初，反腐败形势均处于严峻态势，当时同样出现密集查办部级贪腐高官的相似局面。但由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几代领导人在处理反腐问题都有各自的方式和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三代领导人的决心都是一样的”
十年前，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大上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半年后，2003年5月9日，正部级高官、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在北京以受贿罪被判死缓。之后，一批省部级高官陆续因贪腐落马，频率极高。
仅在2003年，就有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原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原辽宁省高院院长田凤岐、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原广东省高院院长麦崇楷等多名省部级官员获刑。
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在2004年，包括正部级的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原湖北省省长张国光在内，又有至少七名省部级高官因为贪腐遭到查处或获刑。
更早之前，度过了三年临危受命特殊时期后，江泽民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后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同样以惩治高官的方式，祭起反腐大旗，树立中央权威。当时包括原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等部级官员，均以受贿罪遭到惩处。
放眼江泽民和胡锦涛整个任期，两位中共总书记在反腐问题上都表现得态度坚决，即便对方是国家领导人，只要涉嫌贪污也绝不手软。比如江泽民任期内，就查办了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以及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胡锦涛主政十年内，则有陈良宇和薄熙来两位原中央政治局委员落马。
早年有过从军经历的新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于解放军中的腐败更是“绝不姑息”。2013年7月7日至8日，中央军委召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提出5点要求，其中就包括“廉洁自律、风清气正，坚决不搞腐败”，他要求军方高层“勇于向自身开刀，勇于自我清洗，勇于刮骨疗伤”。
事实上，自习近平成为解放军最高领导人后，反腐旋风即在军中刮起：2012年12月下旬，《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对外公布，其中“禁酒令”格外引人关注，成为从严治军、转变作风的新抓手；2013年又在全军范围内更换新式军车号牌，严禁高档豪华车辆；2013年6月，解放军开始清查军队基建项目和房地产资源，杜绝房地产腐败。
沿着时光往前回溯，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两任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同样对军队中的腐败痛下狠手：江泽民时期，查处了原第38集团军政委邵松高和总参某部部长姬胜德贪腐犯罪；胡锦涛任上，则有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因贪污获刑。
“三代领导人的决心都是一样的。”制度反腐学者李永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这是一以贯之的。
从对腐败官员的惩处严厉程度来看，获刑高官被重判者为数不少。眼前就有2013年7月8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受贿、滥用职权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不仅体现了对腐败的高压严打态势，也彰显了法治精神。”
中国是少有的对腐败犯罪还保留死刑的国家，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郑筱萸都被判处死刑，反观其他国家像新加坡对腐败的最高刑罚就是十年。
在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看来，惩治腐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发现和惩处，一个是法律的制裁，“应将更多关注点放在发现和惩处上，这个更重要”。
“腐败惩治的要义在于其威慑与阻吓力，这种力量的发挥主要不在惩罚的严酷性，而在惩罚的必定性，不可逃避性。”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袁柏顺说，坐飞机掉下来后多半会死，但坐飞机掉下来几率很低，所以大家还是愿意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