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许光，资深调查记者，先后供职于《新快报》、《信息时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2010年7月，纪许光因独家首发揭露“记者通缉门事件”而广获关注；2011年9月，再以“河南洛阳性奴案”独家报道轰动全国；2012年11月，纪许光实名认证微博中揭露了重庆不雅视频（雷政富）事件，引爆舆论。
高调反腐是为保障安全 不是作秀
纪许光认为把自己放在阳光下面，放在舞台的中央，接受全民的瞩目，在这个时候自己才是最安全的。他一直想不明白，难道做新闻就一定要偷偷摸摸的？一定要跟偷地雷一样去干活吗？“中国之所以缺少像美国的麦克华莱士那样经典的记者，就是因为记者的自我禁锢太多了，应该允许记者有个性，包容记者的个性，只要记者的传播和写作是基于诚实的基础上。”
纪许光提到了那张备受争议的登机牌照片，他说：“大家可能看到了一张图片，我在某一个机场，拿着一个登机牌，我说重庆，老纪来了，就有人说，这是一个刻意炒作的行为，实际上你仔细看看，我手里面拿着的那张登机牌，在它的右上角是航班的班次，我是用一个条形码贴住的，中间的位置我是用手指卡住的，起飞的时间我是用手指卡住的，实际上这跟炒作没有关系，其实我在表明我的立场的同时，已经考虑到了最大限度的给自己一个保护，另外把儿子的照片亮出来，并不代表我不爱我的儿子，我十分爱我的儿子，也不代表说，我把我的儿子拿来当道具，不是这样的，我只想通过自己的这个行为，向社会，向我的读者宣告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可以用相互信任的办法和官方来沟通问题，而这张图片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它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共鸣，我觉得只要是遵循了忠实传播、忠实写作的基础上，我的一切行为都应该被理解。但是很遗憾，我后面发现，关于这个照片的问题，我实在是承受了太多指责，包括老纪对自己的孩子的安全不负责任，其实在做每一个决定之前，我觉得我自己都是慎重的，我的孩子在那个时候是6个月大，现在已经9个月大了，6个月到9个月的孩子的面容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不会影响我孩子的安全，老纪不是个莽夫，关键的时候我知道怎么决策。”
纪许光希望大家更多地去看一看他在做出这些动作的背后到底是为什么，他诚恳地说：“我也有老婆孩子，我也有父母妻儿，我也会担心，因为我要面对的是一个曾经主政一方的一个问题官员，他的利益是盘根错节的，在这个时候我怎么办？谁可以给我一个更好的办法，那不是因为老纪我就想出名，我还是那句话，翻翻老纪的履历，你会发现老纪在过去11年里面，我已经用我的文字和报道很好地说明了我的战斗力是没有问题的，我并非在拔高自己，而最终事实也证明，我的报道没有任何问题，对吧？”
朱瑞峰很有可能是因为敲诈未遂才向我爆料
说起雷政富事件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朱瑞峰，纪许光对记者说：“对于朱瑞峰，在最早的时候接受他的爆料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这些问题，但是随着一个叫汪海洋的老先生的出现，我发现朱瑞峰先生在向我举报雷政富的时候，他的动机是值得商榷的，是值得质疑的。他的老师告诉我，朱瑞峰是因为敲诈未遂然后才向传统媒体的记者爆料，其实在找到我之前，朱瑞峰找了很多媒体和记者，但是由于雷政富的官职级别太高，这些媒体大多数选择的是要谨慎，暂缓一下，在这个时候可能我的动作比较快一些，通过我的渠道把这个事情披露出来之后，关于朱瑞峰的说法就来了，特别是他曾经因为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抓获的照片被披露出来之后，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朱先生你应该站出来跟这些善良的读者要解释一下你在干什么，你过去都干了一些什么。”
纪许光对记者说，在重庆市纪委对他的邀请发出之后，他曾经不止一次打过电话给朱瑞峰，要求他跟老纪一块去重庆。朱瑞峰拒绝的理由是重庆市纪委不能相信，老纪问他为什么不能相信，你既然要找记者，对吗？你找到我，找到老纪，你要举报这样一个事情，为什么不能相信他们呢？最后朱瑞峰甚至关了自己的手机，这导致老纪和当时的一个网站的负责人都非常着急，非常担心他的安全，他们甚至都报警，希望能够尽快地找到朱瑞峰，怕他出事。但后来纪许光发现，朱瑞峰一直在回避这些问题，他觉得不是因为重庆市纪委不可信，而是因为朱先生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底气不足的，正如朱瑞峰的老师汪海洋先生揭露的是一样的，纪许光觉得这个事情让他痛心，他说“朱瑞峰向我爆料，我接受了，我曝光了，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我帮你呼吁了，可是我们纵观整个事件，朱先生，在事情最为敏感的时候，在我们的披露、揭露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一直解不开这个疑问，你在干吗？那63个小时里面，你去了哪里？当揭露完成以后，他跳出来说他手里仍然有很多的关于重庆官员的不雅视频，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他什么都没有。”
朱瑞峰价值一千万的房子哪来的？
面对朱瑞峰这个人，纪许光有着诸多的疑问和不解。他告诉记者，汪海洋先生之所以会站出来揭露朱瑞峰的一些问题，是因为两个人之前曾经就有过矛盾，就是因为这些类似的这些民间的举报，好像两个人产生了一些矛盾和分歧。有一次他见到了朱瑞峰，对他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一个全媒体的时代，你和那些问题官员都一样，在一个调查记者面前是没有秘密的。”
纪许光一直认为朱瑞峰需要给读者们一个解释，比如说他在北京三环内，价值一千万的房子是怎么回事？很显然，跟收入是完全不相符的，另一方面，后来汪海洋先生站出来揭露他之后，朱瑞峰解释说，自己曾经办过企业，积累了第一桶金等等，但是纪许光称，在朱瑞峰的家乡进行了长达一个星期的调查和采访，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曾经开办过企业，这些钱怎么来的？汪海洋先生现在已经向北京市的西城区法院和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都报了案，纪许光说他真的不希望朱瑞峰在这件事情上有问题。
成长经历让我更加渴望得到周围人的肯定
纪许光承认自己很不合群，有人说他就是新闻圈子里面就是一个怪物，不愿意跟大家交流，经常一个人躲在一个角落里面。他和记者坦言了自己的经历，当他的同行们正在大学里面如饥似渴地或者吊儿郎当的在那边汲取学识的时候，他正流落在广东的某个地方的电线杆子旁，看上面刷着的广告词，对于他来说，就是希望在这些广告里面可以找到一份包吃包住的工作。后来由于种种的机缘，纪许光进入到了记者这个行业，然后和这些人并肩站在一起，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他都挺自卑的，他觉得没有办法和大家交流，自己感觉是“很不入流的、很卑贱的一个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总是挑最脏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干，他想要证明自己，迫切地需要身边的人知道，他没问题，他是可以的。所以纪许光的高调，受到很多人的质疑，甚至被很多同行看不惯，他认为这是没办法的事，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你的发展的路径，你会因为你的成长的不同，做出一些令人看起来匪夷所思的举动。纪许光表示，到目前为止他还挺享受的这种过程，他从最早的卑微到后来的自信，用11年的时间完成了跨越，他为自己感到挺自豪的。
纪许光称在十几年的路上，自己一直很努力，他认为他的高调是建立在辛勤付出的基础上，不以伤害任何人为前提的，甚至有的时候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他说他图的就是被大家认可，被身边的人认可，被读者认可。
采访多次身受重伤险象环生
说起采访中受过的伤，纪许光说自己是死过很多次了，他说：“在我的身上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伤痕，有刀伤，也有枪伤，我在2007年的时候，因为报道广州的一个地下钱庄，就在我工作单位的附近我遭到伏击，我的腿上现在还是两枪手枪打进去的弹孔，到现在还在。其实新闻记者在外面做调查做采访，会遭遇很多人身恐吓和语言上的侮辱、殴打、阻挠，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身上就可能更具体，可能我干的事也确实比较敏感，对方对我下手的时候一般都是很狠的，我在广东揭阳地区，当时采访一个很出名的假币案，一个很大的假币案，一个村子里的治保会主任带头开印刷厂，印假币，我和助手翻山越岭，进入假币的生产工厂进行偷拍，那一次我差点把命留在那个地方。”
纪许光说自己早就已经习惯了挨打受伤，这也是他的行为和别人有些不同的原因，比如他更喜欢把自己摆在舞台的中央，把他报道的过程呈现给观众，因为以前遇到过太多的威胁，所以他比谁都更注重安全，他认为把自己放在舞台中央，是可以保护自己的唯一办法。
有人说纪许光做报道出了名，攫取了很多的金钱，纪许光认为这个话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他说：“我的父亲一直到今天还在当地给人家看大门，我的父亲只是个看门老头，我的母亲每天早上4点半就要起床，去到县城里面的一个包子铺，给人家包包子卖早点，这个所谓的名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物质上的利益。”纪许光希望大家理性地来看待他的这种高调，他要的这个名仅仅是追求一个东西，就是安全。老纪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写书，他想把自己过去的那十几年总结一下，给自己一个交代，也给过去的十几年的青春，给那11年的青春岁月一个交代。
采访最后，老纪对央视网记者说：“自从辞职以后，我的反腐和我的调查报道，很多的花销都是我自己在撑着，实际上我确实有点快撑不住了，你又不能去接受社会上的捐助。我前两天在南京跟一个检察官聊天的时候，我们说反腐也是生产力，我们希望能够把一些东西能够转化为生产力，能够使自己的路更长远地走下去，我不希望我的职业只是在某一个时间段昙花一现，我希望能更长远地走下去，只要我的读者愿意看我的东西，只要观众愿意关注老纪，我就没有理由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