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和香港治理腐败的经验不外乎以下几点：最高领导人的以身作则和反腐决心、独立的反腐机构、高薪养廉、法治、有效的预防腐败措施及严格的公务员管理制度等。但是，从比较文化角度看，这种反腐败模式是东西文化融通的结果。治理腐败很难，一些国家和地区有治理腐败的好经验。单靠从一种文化的角度去寻找治理腐败的“药方”也是难以治好腐败这个“病”的。新加坡和香港廉政建设的经验就是努力融合各民族治理腐败的精华，从而达到廉洁的效果。
在新加坡和香港廉政建设模式中，带有东方文化色彩的治腐经验主要是：以身作则、独立的反腐机构、宣传儒家思想、廉洁教育等。新加坡廉洁文化教育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儒家文化。虽然儒家文化中人与人不平等的关系、注重血缘关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从而为腐败的产生打下了文化基础，但是，儒家文化中的人生美德也包括廉洁、知廉耻等内容。正是这种“廉洁” 的长期价值观导向，引领了亚洲“五小龙”（加上日本）经济的腾飞，从而开创了与西方发展模式相对抗的政府主导发展模式。
在新加坡和香港廉政建设模式中，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治腐经验主要是：权力制衡机制、公民参与腐败治理、高薪养廉、法治、严格的公务员管理制度、“零容忍”政策、廉洁测试、信息公开和防止利益冲突等。从表面看来，在东方文化主导下的治理腐败措施好像在新加坡和香港治腐实践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其实不然，可以说，离开了权力对权力的制衡、离开了反对党对执政党的监督、离开了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离开了人性恶的假设、离开了完善的廉政法和严格的执法、离开了严格的公务员制度，新加坡和香港的廉洁目标同样不能实现。同样的，不发挥本民族的优秀廉洁文化传统，只学习西方文化的形式而不吸收它的精华，同样不能实现廉洁的目标，菲律宾和印度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
新加坡和香港廉政建设的主要特征，是最高领导人的廉洁承诺和以身作则、建立独立的反腐机构、廉政教育等。如果不深究，就会认为新加坡和香港廉政建设模式就是中国古代御史制度的翻版。实际上，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新加坡和香港反腐成功有学习和发扬御史制度的因素，但只靠这个传统制度肯定是不会成功的。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要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秀廉洁文化成果，才能共同实现廉洁的目标。成功的方法往往是范围广泛的多种策略，以尽可能做到相互配合发挥作用。英国在引进中国的科举制度之前，西方的人事制度是很腐败的。在它们人事制度中，不仅有爵位继承制度，还有官位的恩赐制。政党制度产生之后，人事制度又是政党“分肥制”。正是引进了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并将其演变为公务员制度，才使西方的人事制度迈入了现代化，这是实现政府廉洁的重要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精华，如儒家文化中的勤俭、重教育、知廉耻、以身作则、注重自身修养等，这都是一种长期导向的价值观，这与许多民族追求消费倾向、追求速效、重视面子等短期价值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儒家思想中既有产生腐败的文化因子，如“三纲五常”、官本位、重视“圈子”等，也有培养廉洁行为的文化因子，如注重教育、勤劳、廉洁、耐心和有恒等。西方人说，亚洲是一种腐败文化，不可能成功治理腐败，这种预言是错误的，新加坡和香港廉洁目标的实现就打破了这种预言。
在廉洁城市建设中，不从本国的国情出发，一味地学习西方的廉政建设硬件，最后还是不能成功。反过来说，我们学习西方的廉政建设硬件时，如财产申报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和招投标制度等，我们的心理软件是否被改造过，我们是否具备这些硬件所需要的心理软件。印度有健全的廉政法律、有权力制约机制、有多党制、有发达的公民社会等，但印度并没有实现廉洁国家的任务。越南和柬埔寨也有公务员财产申报法，但也没有这个制度所需要的心理软件，所以，这两个国家仍然很腐败。
新加坡和香港廉政建设的经验主要是从设立独立的反腐机构开始的，见效快，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对中国古代御史制度的继承和发扬，它明显带有中国制度“路径依赖”的特征，所以，我们大陆这种模式比学其他模式要容易得多。当然，在学习这种廉政建设模式时，还必须同时进行其他预防腐败因子的培养，如法治、对权力的制约、体制外人民的监督、廉洁文化、零容忍政策、信息公开透明、防止公私利益冲突、政府机关要牢固树立为民服务的价值观、廉洁测试等。(作者系湖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