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二审维持死刑判决的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已走近人生末路。初落马时，他曾面对镜头痛哭流涕，后悔自己醒悟得太晚。但他在痛悔之余似仍心有不甘，在悔过书中用大段篇幅发牢骚，怪组织多年没提拔自己。
贪官悔罪基本是功劳簿、求饶信、牢骚话的集合
贪官悔罪书，是当代汉语的一种应用文，显示了现代汉语作为一种语言的特殊性。显然，无论忏悔，还是悔罪书、检讨书，形式上都是夹叙夹议，叙说自己和评论自己，但又并非自说自话，而是以交流为目的。
现在的贪官悔罪书，固然求得原谅和宽解，还是它所欲达到的目的，但真诚已基本不存在。从日常意识上，我们可以说悔罪者是完全正常的无神论者，而不是意志扭曲的个体，但他仍然需要装作相信神（也就是人民），也就是故意把自己扭曲成一个有神论的样子，其实他希望通过自己有一个态度，而且往往是貌似深刻的态度，娱悦于“神的化身”（也就是“组织”），并且使“组织”能够确实地给予原谅。
这样，当代汉语的贪官悔罪书，完全变成了一种文本形式的油滑或者撒娇。既然“组织”是无所不能的神，那么贪官产生一些撒娇心理，实在也不算过分，毕竟他们都曾经大受任用，这就类似于获得宠幸和溺爱的儿子，有资格撒娇的。为什么不提拔更快些，为什么不给钱更多些……撒娇的极致，体现在一个传统故事中。那个故事说，一个无恶不作的儿子被处死，在刑场上请求最后吃一次母亲的奶，他怪母亲对他没有从小严格教育，于是咬掉了她的奶。（刘洪波）
文强“升官不成便腐败”的娱乐效果大于教育意义
从来“好的制度使鬼变人，坏的制度使人变鬼”。在众多贪官前腐后继、“没有最贪只有更贪”的腐败狂欢背后，必定有一种制度的成因。譬如权力的不受制约、监督的缺失、民主的不足、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失衡等，其实也都指向体制的缺陷或崩坏。但是这一点，尽管可能已是众所周知，却未必形成公议并可以自由谈论。那么在此情形下，尤其是当贪官悔过仍必须贯彻某种教化意图之时，其悔过内容如何不空洞无物？更重要的是，一些毫无真诚可言、日渐娱乐化的贪官悔过，恰恰也表明悔过仅仅是种形式主义的姿态，并非出乎贪官本人的真心。
当贪官悔过说到底仍是面对着一级级权力组织，而非自己的心灵之时，那种让贪官成为坏制度的揭发者、体制的批判者的想法，实在“很傻很天真”。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的贪官悔过都仅仅触及皮肉，没有灵魂可言。因此我不拒绝或许还存在的一种可能，那就是也许有的贪官悔过书是不失真诚，深刻而有见地的。但是我很怀疑，这样的悔过书还可以用来公开吗？显然，贪官并没有可以自由发表悔过书的权利。
我们都希望严刑峻法可以阻止更多贪腐之欲，于是有了对贪官悔过的功能性期待。然而，这种期待如果没有权力制衡及体制改良来呼应，那它难免仍旧是一种道德说教，那些落马伏法的贪官也仍旧不过是一个个“稻草人”，并不能真正使那些坚信“自己可以例外”的人止步。（杨耕身）
文强“升官不成便腐败”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讹诈
升官不成便腐败，这不仅是在向组织抱怨和撒娇，更近乎一种赤裸裸的政治讹诈了：不给我更高的位置，我就寻求贪污补偿———勿庸讳言，这种失衡的心态已经成一种严重的官场病，而这种病，是长期以来任用体制对官员的纵容惯出来的。
当官是为了什么？实际上主宰着文强之类官员的从政理想是：当官，是为了当更大的官，不断地向上爬。从政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让百姓生活更好，而是为不断向上爬积累政治资本。虽然升官并不能阻止其贪腐，甚至官做得越大受到的腐败诱惑也越大，许多官员就是一边升迁一边腐败、一边腐败一边升迁的——但当其升官欲求受阻时，在心理上就会为贪腐找到一种似乎理直气壮的理由。就像小孩子撒娇，不满足愿望就耍无赖。
体制纵容和娇惯的结果必然是，一些官员从不会扪心自问为百姓做了些什么，而总会问组织给了自己什么。感觉组织给自己的官不够大时，就会充满委屈地通过贪腐寻求心理补偿。（二木）
综合《瞭望》新闻周刊、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东方早报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