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鉴”可鉴

管理国家的人，旧时称官吏，如今称公仆（或叫公务员）。国家的管理者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而都来自民间，从芸芸众生中产生，而芸芸众生又良莠不齐。有鉴于此，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套识人、用人的宝贵经验，归纳起来为“五视“，即－
    “居而视其所亲”――注意观察一个人平时跟谁在一起。如与贤人相近，则可重用；相反，若与小人为伍，就要当心。
    “富而视其所为”――看他如何支配的财富。如果只满足私欲，大肆挥霍，贪图享乐，则不能重用；反之，平时能够接济穷困人家，培植有为之士，兴办利国利民的实业，就可以提拔重用。
    “达而视其所举”――如已处于显赫之位，需要观察他如何来选拔部属。若任人惟贤量才录用，自然是襟怀坦白、秉公办事的有为之士；若任人惟亲，搞“家天下”、“帮天下”，显然心术不正，骨子里心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的人定坏大事。
    “窘而视其所为”――对处于困境之人，可以观察其操守如何。若虽身处困境，却不做任何苟且之事，这样的人就可以放心地委以重任。
    “贫而视其所取”――个人在贫困潦倒之际，能够甘守清贫，不取不义之财，则他的品性一定高洁，实属难能可贵，重用之后定有大成；若见钱眼开，如蝇逐臭，就万万不可重用。
上述“五视”似“爱克斯光”透视，把人“骨子“里的东西都”照个一清二楚，堪称识人宝鉴，值得令人借鉴。
    纵观今天识人用人之成败得失，皆跳不出“五视”所列。凡正确而又成功的用人，都是毫不例外地先用了“居而近贤”、 “富而济贫”、“达而所举”、“窘而不敬”、“贫而不贫”的优秀之士。而错误而又失败的用人，包括给工作、事业、国家和人民造成损失、危害的，无一不是用了那些心术不正、利欲熏心、道德败坏、阿谀献媚之徒。如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秘书吴庆五、李真的“前腐后继”，这教训比例难道还不深刻吗？如果当初拿“五视”这一镜子“来透视一下这两个人，是完全可以照出他们的原形”的。可见，一个个“五毒俱全”的坏人之所以能“鸡犬升天”，不正是对我们的识人、用人制度存在一些问题的一个警示吗？
    “五视”归一，说到底“视”的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德，确实是第一位的。忽略了德，心将给我们的事业酿成大祸，这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当然，“宝鉴”可鉴，关键还在于要有人去正确操作；若无人操作或操作不当，仍是一名空话。因此，为使今后能用好人，有心要首先用“五视”这面宝鉴来照一照“用人之人”。如果“用人之人”具备了用人之德，就能把有德之人用到关键岗位上来，才不至于被一下些假象迷惑，被一些坏人钻了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