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国法、人情”是中国自古以来秉承的执法理念。古代判官办案的最高原则，就是依天理，循国法，顾人情。
所谓“天理”，就是讲社会公德，天地良心，是指社会约定俗成的向善的一面，“赡养老人”是天理，“护犊情深”是天理，“扶危济贫”也是天理，但它没有强制性。
所谓“国法”，就是国家意志，具有强制性的，都具有很强的威慑与制约作用。
所谓“人情”，就是人们生存的现实之道，就是人情世故。红楼梦中有幅很有句的对联叫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可见人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规则。
在古代人心目中，“天理”是最高的，是不能违背的。比如，国人将特别不能容忍的事情称作“伤天害理”、“天理不容”。“国法”的地位要次于“天理”。“国法”的正当性来源于“天理”。中国传统文化里劫富济贫的梁山好汉，用“国法”的眼光来衡量，可能会有截然相反的界定。这些梁山好汉，基本上都有偷盗、抢夺、抢劫、打架、伤人放火甚至杀人的记录，而且非法持有枪械，处处和合法政府作对。因此，如果依据“国法”，从个人来讲，恐怕都要有刑事责任的承担；就整体而言，那肯定就属于非法组织了。但是，为什么梁山好汉无论从个体还是整个组织，在中国百姓心目中一直具有至高无上的、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法律违背“天理”而缺少正当性，不具有法律的权威，当然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可。可见，在中国古人的理解中，“天理”是要高于“国法”的，“国法”要取得正当性，需要服从于“天理”。这也就是所谓“恶法非法”的道理。制定、适用“国法”时，要考虑“人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不是能够很清楚地区分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情”，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天理”和“人情”也是一种规范。无论立法者还是适用法律的人，都需要既考虑“天理”，也考虑“人情”。总结起来，天理大于国法，国法大于人情。有时侧重点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不同，追求的结果也就不同了。